1990 年 11 月，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德钦县的雨崩村。
居住在雪山脚下的藏族村民迎来了一群奇怪的客人。他们之中有中国人，也有外国人，听说是从日本来的。几十个人背着大包小包，在树林里安营扎寨，对着远处指指点点。
对这些外来者，藏族村民虽然好奇，却也表现得热情好客。他们邀请客人到家里做客，问客人，你们来做什么呢。
那些人说，我们来登山。他们又问，登什么山。得到的回答是，梅里雪山。
藏族村民听了回答，只是耸耸肩。他们不是不在乎，而是根本不知道那个陌生的名字梅里雪山，就是他们心目中最神圣不可侵犯的那座神山。他们只知道它唯一的名字，那就是——
卡瓦格博。
月光下的卡瓦格博，和它脚下的村庄
卡瓦格博是一座海拔只有 6740 米的山峰，但是自开天辟地以来，从来没有人到达过它的峰巅。
不算高，但还未被征服，中国云南第一高峰、梅里雪山主峰卡瓦格博对全世界登山家都是个巨大的诱惑。
但在当地藏民的眼里，卡瓦格博恰是万万去不得的。
因为它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是藏传佛教八大神山之首，在当地居民眼中，它就是天神居住的极乐世界。
每年有超过 10 万的藏传佛教信徒，千里迢迢徒步而来，再用上两三个月，围着卡瓦格博绕一圈，便可洗清一生罪孽。
最虔诚的那些人，五体投地、一步一拜地磕长头，对它顶礼膜拜，那更是需要至少半年的时间。
但他们只转山，不爬山。
在他们看来，用脚去踩卡瓦格博是不可思议的，甚至是罪大恶极的。那比用脚去踩自己父母的脸更大逆不道，人怎么能做出那种事呢？
卡瓦格博，就是如此重要的一座神山。
等藏族村民终于知道登山队要爬的竟然就是卡瓦格博的时候，大为震惊。他们苦苦劝说登山队放弃攀登卡瓦格博的想法，不要去践踏他们祖祖辈辈心目中最神圣的神山。
他们说，有那么多没名字的雪山，你们都可以去爬，为什么偏偏要挑中卡瓦格博呢？要知道，那是我们的卡瓦格博啊！
登山队对此付之一笑。哪有什么神山？没文化。为什么要选这座山？因为山在那里嘛。
村民无法阻拦登山队，只能求助于自己最信奉的力量。自从登山队进山，越来越多的村民就聚集起来，对着卡瓦格博焚香、祈祷、磕头。
他们说，卡瓦格博啊，请你向世人展现你无与伦比的威力吧，如果你想我们继续崇拜你，现在就请你发怒吧，把灾祸降到那些对你不敬的外来者头上！
但这些统统阻止不了义无反顾的登山队。在他们看来，雪山依旧平静，这样的季节、这样的天气，太适合创造历史了。
这次登山行动已经箭在弦上，势在必行。
这个中日联合登山队确实既有中国人，也有日本人。它是由日本京都大学山岳会和中国登山协会共同组成的，日方主导，中方配合。这个组合很有实力，很多成员都有多次 8000 米以上的攀登经验。
实际上，为了征服卡瓦格博，1989 年，他们就来过一次，选择的是另一条路线。
一开始，他们没把卡瓦格博放在眼里，直到被一面坡度超过 90 度的冰壁挡住去路，才痛哭流涕地接受失败。
顽强的日本人不甘心。
1989 年第一次行动失败，刚回到北京，中日双方马上又签订了在 1990 年底再次联合攀登卡瓦格博的协议，并且日方获得了 5 年的首登权。
「中日联合梅里雪山第二支学术登山队」迅速拉起了队伍，里面有 11 个日本人，其他都是中国人。当然了，资金全部是日本人承担。
于是 1990 年 11 月，他们又来了。这次，他们选择从雨崩村这条路线向卡瓦格博出发。
因为有过攀登经验，他们认为自己势在必得。
12 月 1 日，大本营在海拔 3500 米建起来了。
12 月 4 日，开始攀登。
12 月 8 日，建立一号营地，海拔为 4500 米。
12 月 13 日，建立二号营地，海拔为 5300 米。
到此为止，进展都很顺利。只有一件小事，让人心里有了个小疙瘩——一个中方队员准备进驻二号营地，从一号营地出发前，他突然说了一句话：「为了保存体力，我就不下来了。」
队友说，你个子这么大、这么能吃，肯定要回大本营补充养料的。
他又说，不，不下来了，有好吃的你们给我送上去好了。
日后回忆起这件事，总有人说，怎么能说不下来了呢，这是不祥之兆，别一语成谶啊。
除此之外，在三号营地的选址上，中日双方也发生了很激烈的争执。
中方队长认为，出于安全考虑，营地要离山脊远一点；日方队长则觉得应该靠近山脊，这样能节省力气，方便登顶。两者之间相差了 200 米左右的距离，双方固执己见，吵得脸红脖子粗。
最后，在领导的调节下，登山队采取了折中方案，一边让一步，三号营地设立在中日两个选址的中间，离山脊只有 400 米。中方队长之前的态度很强硬，说过「如果日方一定坚持主张的话索性双方各自扎营算了」，现在也只能妥协。谁让这次行动的经费全部是人家提供的呢？
殊不知，这为日后的灾难埋下了伏笔。
三号营地建起来后，就几乎成了登顶指挥部。通讯器材、发电机、卫星云图接收仪等设备都运到这里；除了联络官、炊事员、协作员等后勤人员之外，登山队的 17 个队员全部住在三号营地。
这违背了登山的安全准则。
没有人想得到，两周后，意外就在三号营地发生了。
12 月 21 日，登山队开始架设通向峰顶的路线。
12 月 26 日，建立四号营地，海拔为 5900 米。登顶的最后冲击，就要从这里发起，时间也定下来了，就在两天后的 12 月 28 日。
所有人都摩拳擦掌，跃跃欲试。在他们看来，登顶已经是手到擒来，因为派人向上侦察过，负责侦察的先导队员来到 6210 米，这是从未有人到达过的高度，再往上，不存在什么克服不了的障碍了。胜利就在不远的前方招手。
晚上，他们甚至在三号营地喝起酒来，提前庆祝。
人类啊，太小看卡瓦格博了。
实际上，卡瓦格博比珠穆朗玛险多了，也难多了。
珠穆朗玛海拔 8848 米，大本营设在 5200 米，运送物资的牦牛可以到达 6400 米，真正的攀登距离是 3648 米；卡瓦格博虽然只有 6740 米，但是山势太陡，大本营只能设在 3500 米，大本营之上的供给全靠人力，这段距离的垂直高度已经接近珠穆朗玛。
而且，卡瓦格博地质结构比珠穆朗玛要复杂得多。它的山体切割严重，到处是悬崖峭壁。雨季和旱季交替，让雪山上的冰川快速而大幅度地进退运动，从而变得非常不稳定。
更要命的是，这里的天气完全不可捉摸。本来晴空万里，随时飘来一片云，都会瞬间变成浓雾和暴雪，把人吞噬。冰崩和雪崩更是家常便饭。
可登山队才不这样想。他们觉得，卡瓦格博很友好啊。
12 月 28 日，晴空万里，是攀登雪山最好的天气。早上 8 时，由 5 个人组成的突击队就兴冲冲地从四号营地出发了。
留在三号营地的队员一直开着对讲机，兴奋地等待好消息。日方队长甚至写好了一份宣布登顶成功的电报，让中方一名队员拿下山，在大本营待命，一旦接到登顶成功的消息，就把电报发往日本。
这份电报一直没发出去。但它却救了那个中方队员一命。
11 时 36 分，在翻过一个很陡峭的冰壁后，突击队攀上了 6200 米的高度。这之后，没什么太难的路段，从移动速度看，他们似乎还加速了。
13 时左右，突击队所在的位置海拔为 6470 米，抬头望去，峰顶简直就在眼前，再往上升高 270 米的垂直高度就到了。
还有什么可以阻挡他们登顶呢？就差一步之遥了。
一听到 6470 米的新高度，三号营地就炸了锅，人人兴高采烈地敲盆打碗，就差放鞭炮了。
但就是到这一刻为止，中日联合登山队的好运气结束了。它结束得是那么突然，以至于没有一个人意识到这一点。
它结束的标志也很简单，那就是——风刮起来了。
风一刮起来，云就飘过来了，天就阴下来了。云是黑的，浓的，沉甸甸的，就在几秒钟之内，突击队周围突然陷入黑夜一样的黑暗之中。能见度只有 2 米，气温也急剧下降，狂风夹着雪粒，横着打到他们脸上。
天气突然恶化，在登山的过程中是很常见的，但是如此剧烈、如此迅猛的程度，让经验丰富的突击队员也胆战心惊。
他们马上拉起两个简易帐篷躲避风雪，再用对讲机联系三号营地，劈头就问这天气怎么搞的，什么时候能变好。
三号营地告诉他们，先原地待命，等收到 14 时半的卫星云图传真之后，再根据情况决定是继续登顶还是下撤。
突击队就挤在两个简易帐篷里，瑟瑟发抖地熬了一小时。在那样的条件下，很容易被冻伤甚至冻死。还有可怕的流雪，四周一片漆黑，他们完全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身处流雪区之中。
14 时半，风雪越来越大，三号营地的通知也来了，说天气没有好转的可能，突击队还是放弃近在咫尺的登顶计划，撤回四号营地吧。
但是为时已晚，想撤也没那么容易。大雪把他们上山时铺设的路绳盖住了，找不到路绳、无法顺着路绳指出的方向走，在可见度极低的情况下，这样下山无异于盲人骑瞎马，随时会跌落万丈深渊。
只能干等。
17 时 50 分，中方的两名突击队员耐不住性子，冒险离开简易帐篷，去寻找路绳。但无功而返，还让队友为他们提心吊胆了好一阵子。
20 时，五名突击队员凑到一起，清点了随身携带的食物和物资。
日方的三个人，带了三个半人份的午餐、管装浓缩牛奶一根、香肠两根、蜡烛两根、固体酒精两块、登山炉一组；
中方的两个人，竟然什么吃的都没带。
五个人平分了少得可怜的食物。
谁也不知道要熬多久，不知道这些东西够不够他们撑到下山。他们也想不通，明明那么平静祥和的卡瓦格博，为什么一瞬间变得那么恐怖？
中日联合登山队不知道的是，就在他们试图征服卡瓦格博的时候，山下的藏族村民正诚心诚意地诅咒他们遭遇失败。
看上去，诅咒真的要变成现实了。
等到晚上 22 时 15 分，风雪突然停止了，就像它来的时候那样令人猝不及防。突击队员颤颤巍巍地把头伸出简易帐篷，吃惊地看到悬在他们头上的，是一轮皎洁的月亮。
整座雪山被照得亮晃晃的。
他们顾不上观赏这从来没有人见到过的美景，赶紧收拾东西，趁着月光，在厚厚的积雪中摸索。摸了半个多小时，终于摸到了路绳，得以下山。
23 时 22 分，五个突击队员终于回到四号营地。从 6470 米下撤到 5900 米，只用了 20 分钟，简直可以说是飞奔一般的速度，不过也可以想象他们的狼狈，说是屁滚尿流也不过分。但不管怎么说，大难不死就是胜利。
当晚，五个人在四号营地过夜。第二天，也就是 12 月 29 日，惊魂未定的他们服从登山队的决定，暂停登顶计划，先退回三号营地休整，再做打算。
但命运仿佛在捉弄他们，12 月 29 日却是个大晴天，整整一天都是风平浪静。如果选择在这一天冲击峰顶，也许他们能顺利到达，并且全身而退？
不过话说回来，谁知道在他们接近峰顶的那一刻，又会发生什么呢？卡瓦格博在想什么，人又怎么能猜得到呢？
12 月 30 日、31 日，又是连续两个晴天。但是无论从心理还是身体上，登山队都没有做好再次登顶的准备，只能无所事事地呆在三号营地，白白错失最后的时间窗口。
他们虽然有点沮丧，但还是对登顶充满了信心和向往。登山队一致认为，如果不是碰上诡异的暴风雪，登顶早就成功，山峰本身已经不存在问题，关键是天气。这几天天气这么好，一定能延续到再次出发的时候。
下次登顶，就定在新年之后的 1 月 4 日。
在休整的那几天，壮美之极的风景又振奋了登山队员的精神。他们才发现，卡瓦格博真的太美了。
日方有个联络官，本来老老实实地在大本营呆着，每天听山上的队友说看到的风景有多美多好看，到最后真的被打动了，说什么也要上去看看，还要到三号营地和队友一起庆祝激动人心的登顶时刻。日方的队长同意了他的请求，对他说：「上来吧，三号营地漂亮极了。」
他如愿以偿。当然了，他再也没能从卡瓦格博下来。
1991 年元旦来到了。登山队在三号营地迎来了新的一年。
可是，登山队再也没有见过晴天。
从 1 月 1 日的午后起，三号营地下雪了。1 月 2 日，雪越来越大。1 月 3 日，还是没有停。
因为雪太大，那个上来看风景的日方联络官也不能按照计划下山。其实他还有点暗自欣喜，因为这可以让他暂时抛开大本营繁忙的各种杂事，好好欣赏雪山奇景。
但他哪里知道，这场停不下来的大雪扼杀了他的最后一丝生机。
还有一个细节值得说说。1 月 3 日，大概是在傍晚，离卡瓦格博数百公里远的昆明发生了一件让人寒毛直竖的怪事。
那是在云南省体委的职工宿舍，登山队一个中方队员的妻子回到家，发现 8 岁的儿子趴在桌子上哭。她问儿子为什么不做作业，儿子突然回头对她说，妈妈，我爸爸被雪埋掉了。
她的心猛地一揪，忍不住扇了儿子一巴掌，说，不准乱说，爸爸在山上，这样说不吉利。说完，她不理儿子，走到厨房做饭，可一晚上心里都在发毛，老是不停地想，丈夫走了一个多月，不知道现在怎么样了？
她不知道的是，这就是她的丈夫生命中的最后一个夜晚。
晚上 22 时，三号营地和大本营进行了最后一次通话。三号营地报告，1.5 米高的帐篷外面，已经堆起了 1.2 米厚的雪，如果不是每隔两三个小时就做一次除雪的话，积雪很快就会超过 2 米。
这时候，对讲机发出嗡嗡的杂音。
大本营以为是对讲机电池的电量不足，让三号营地换一部对讲机。
三号营地：「已经更换了电池，现在怎么样？」
大本营：「还是一样。是不是因为大雪导致湿度太高的缘故？」
三号基地：「终止通信吧，再见。」
大本营：「再见。」
是 17 个登山队员留在世界上的最后声音。
1991 年 1 月 4 日，早 8 时。
三面雪山环抱之下，急迫的呼叫声从大本营的帐篷里传来：「喂，喂！三号营地请回答！三号营地请回答！」
里面聚集了一群人，他们全部围在一部对讲机旁边，脸色苍白，声音发颤，一看就知道碰到了可怕的事情。
令他们恐慌的，是对讲机那头的沉默。
大本营只有 12 名留守人员。他们用对讲机呼叫的，是身处海拔 5100 米的三号营地的 17 名登山队员。往常每天早上 5 时半，对讲机就叽叽喳喳地响起来，山上的队员开始跟大本营有说有笑，叫他们起床。但是这一天早上，一直到 8 时，对讲机都还令人不安地保持安静。
会不会是对讲机坏了？
不可能。三号营地的 17 名队员，人手一部对讲机，17 部对讲机一起出问题？根本不可能。
太奇怪了。
有人隐隐觉得不妥，可也有人说登山失联很正常。以前就发生过类似的情况，著名登山家仁青平措登珠峰的时候失联，大本营呼叫了整整一夜没有回应，人们都以为他遇难了，没想到第二天仁青平措平安归来，宣布已经登顶成功。
那就再等等。
8 时半，9 时，9 时半，10 时，10 时半……大本营轮流换人用对讲机呼叫，一刻也没停过，他们固执地相信一定不会有什么意外，呼叫很快就会得到回应。
因为明明在前一天晚上，双方还在正常通话。直到 22 时 15 分通话结束，一切都毫无异样。
接下来的整个晚上也是风平浪静。大本营的 12 个人有 12 双耳朵，没有一只耳朵听到什么异常的声响。如果说是发生了最常见的雪山灾难——雪崩，那震天动地的声势，怎么可能没人听见呢？
在猜疑和恐惧弥漫的气氛下，大本营的留守人员终于撑不住了。
他们给昆明的云南省体委、云南省登山协会、北京的国家体委、中国登山协会发去了求救电报。信息一传出外界，举世震惊。
17 个登山队员，就这样无声无息地消失了。
怎么可能？真的就这样不见了吗？
确实如此。
来自北京的中国登山协会的 6 人救援队是在 1 月 9 日晚上赶到大本营的，那时候离登山队失踪已经有 6 天。但直到 1 月 14 日，救援队只上到 4200 米，连一号营地都上不去。
天气太差了。
西藏登山队是 1 月 16 日赶到大本营的。他们果然是国内最强的队伍，1 月 19 日就攻上了一号营地，挖出了两顶帐篷，发现了一部相机和一个胶卷。日后冲洗出来的照片，成为登山队的最后影像。
照片上面，音容笑貌，历历在目，毫无异常。
1 月 21 日，西藏登山队又到达二号营地。这里本来可以眺望三号营地，那样就能见到那里究竟发生了什么，到底是不是雪崩造成了登山队的失踪。但是恶劣的天气让能见度变得极差，根本不可能看得到什么。
更失策的一点是，西藏登山队为了轻装上阵赶时间，又以为可以利用二号营地的帐篷，就没有随身携带帐篷。没想到二号营地已经彻底被暴风雪埋住，他们挖了两小时都没在雪地里挖到帐篷，只能连夜撤回一号营地。
这就是两支救援队的所有工作。
这之后，卡瓦格博开启了狂怒模式，别说搜寻和救援，连攀登的基本条件都没有了。何况此时，登山队已经失踪 20 天，彻底失去存活的可能。救援早就没意义，搜寻只是出于道义，就连取证都得不到任何成果。
卡瓦格博发生了历史上最惨烈山难之一，已成定局。
可是，原因是什么？
至今为止，唯一的解释就是，雪崩卷走了他们。至于为什么大本营听不到任何声响，我只能说，我们不知道，并且永远不会知道。
除非你能让卡瓦格博开口。
17 个人的生命如此离奇地消失，最初给他们的亲人和朋友带来的不是伤痛，而是难以置信、难以理解、难以接受所造成的巨大的空洞感。他们想不通，一座不算高的山，怎么就造成了如此惨烈的损失呢？
日本人还是不信邪。
根据协议，他们对卡瓦格博有 5 年的首登权。就在最后一年，1996 年底，带着对队友的怀念和羞愧、对雪山的雄心和轻蔑，「中日友好梅里雪山联合学术登山队」又来了。
1996 年 12 月 2 日，他们来到了 6250 米，峰顶近在眼前，再向上 490 米就到了。只要能完成队友的遗愿，笼罩在他们心头多年的阴霾就会散去。
抱歉，卡瓦格博不想要这样的结局。
卫星云图显示，暴风雪又要袭来了。再次近在咫尺，再次遥不可及。登山队匆忙下撤。
但卡瓦格博再次嘲笑了他们。他们下山那一天，是一个美好的晴天。
人类彻彻底底地输给了卡瓦格博。
如今，人们不再妄想去征服卡瓦格博。你可能会问：如此特殊、如此传奇的一座山，要是今后谁能第一个登顶，岂不是青史留名？
对不起，没有这个机会了。当地人大已经立法，禁止攀登这座充满神秘色彩的传奇山峰。
从此，所有人只能远远地站立于山脚下，虔诚地仰望它，谦卑地臣服它，痛苦地思考这样的问题：
人真的能征服一座山吗？
爬上去了，就是征服了吗？
爬上一座山和围着它转又有什么不一样呢？
每个站在卡瓦格博面前的人，都必须拷问自己的心灵。
1991 年组成登山队的日本京都大学山岳会，里面有个没来成中国的日本人叫小林尚礼，当年他只有 22 岁。山难发生后，他辞去工作，每年都从日本来到卡瓦格博脚下。他要做的，是在藏族村民的帮助下，找到逝去队友的遗体和遗物，好好安葬他们。与此同时，真正理解这座不可攀登的山。
直到现在，他找回了 16 个队友。还差一个。
只有做到了这样的事，才能平息卡瓦格博的愤怒，那些被卡瓦格博吞噬的灵魂，也才能真正得到安息吧。
也许，这个世界真的有人爬不上去的山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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