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哪些「还有这种操作?」的故事?

2022年 9月 27日

四渡赤水,这是一场让国共两党最高领导人无论过去多少年,都会感到耿耿于怀的一场战役。    

1935 年 1 月上旬,中央红军到达了贵州遵义地区,15—17 日,长征的伟大转折——遵义会议如期召开了,会议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重新确立了毛泽东在党的领导地位,第二,就是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确定了北上入川的作战计划。

而在红军召开遵义会议确立渡江作战的同时,川军也在重庆召开团以上军官会议,防堵红军入川,刘湘在会的判断恰恰与红军野战司令部下达的作战计划相同,红军尚未渡江,就已经丧失了先机。

1.   刘湘的算盘

1934 年 10 月 20 日,刘湘飞抵了南京。

这是刘湘第一次谒见蒋介石,但是刘湘的心情却糟糕得很。

他知道蒋介石的企图,当年养大的猎犬,如今俨然有些难以掌控了,所以老蒋又派了另一只猎犬过来,而且更加凶猛。

刘湘可以说是蒋介石一手扶持起来的军阀,虽然之前素未谋面,但两人的关系还是颇为亲密的。

稍微接触过中国近代史的人大都听说过「川军五行」的说法,像是参加过太原会战、徐州会战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二集团军总司令的邓锡侯,参加过淞沪会战、武汉会战和三次长沙会战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杨森,都是响当当的民族英雄,其中还有两位,就是刘文辉和刘湘,这两个人说起来还有亲戚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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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为邓锡侯、刘湘、刘文辉

刘湘比刘文辉大 4 岁,但辈分上却是刘文辉的侄子。叔侄俩曾联手打败了四川最强悍的军阀杨森、罗泽洲,但在谁该统治四川这个事情上,叔侄俩无论如何是没法联手了。

统一四川是刘湘长久以来的梦想,叔侄俩都拥兵十多万,来来回回谈判了几个月,最终也没有谈出个结果出来,还是要拼枪杆子。

可是单凭自己可没有必胜的把握,怎么办呢?刘湘经过一番思考,决定找个人来帮忙,这个人就是蒋介石。

刘湘掐准了蒋介石的痛处。刘文辉这个人对蒋介石一向阳奉阴违,1929 年的蒋桂战争中,刘文辉有过与唐生智联名通电讨蒋的记录,次年又支持冯玉祥、阎锡山讨蒋,蒋介石虽然没有收拾他,但不可能毫无芥蒂。

于是刘湘别出心裁搞了个《安川计划》,其中提到:江西剿共军事虽暂时不利,但只要保证四川不遭到侵袭,使工农红军囿于江西一隅,就不至于蔓延成为全国之患,且终有被剿灭的一天。

要达到这一要求,就得先保证四川军民财政的统一。这一要求至今不能实现,全是由于刘文辉从中作梗。

这一招杀手锏,直接把反刘文辉与「剿共」硬扯到了一起。原本是争夺地盘的军阀互斗,转眼间变成了刘湘大义灭亲,并且是从这个大局着眼。

所以蒋介石自然而然地支持了刘湘。

但是当击败刘文辉后,刘湘这半独立的四川王国,也越来越成为蒋介石的眼中钉、肉中刺,所以在猛虎搏兔时,他派出了一只猎犬,准备趁机解决那些不听话的老犬,其中包括刘湘。

所以整体来说,蒋介石「剿共」是次,接管大西南、拔除王家烈、刘湘、龙云等地方军阀是主,刘湘等人亦然,皆拿防共为次,防降才是主。

红军离开苏区向西南转进后, 蒋介石就电令刘湘,商讨「围剿」事宜,刘湘的心情是相当糟糕的,他也大致明白蒋介石打得什么算盘,无非是借助「围剿」趁机派中央军入川,一旦中央军大规模入川,那四川还姓不姓刘就不好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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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内战——遂宁战役

于是 1934 年 10 月,刘湘在跟蒋介石见面时,全程一副痴呆的样子,连话都说不清楚,次日再次见面时依然如故,蒋介石的耐心很快被耗光,于是派手下跟他交涉,这正合了刘湘的心意。

随后刘湘在与蒋介石的高参杨永泰的交涉中继续装傻充愣,但对于蒋介石提议派九个师入川的提议坚决不予以让步,这一软一硬的手段把一向精明的杨永泰也蒙骗了过去,回去后他向蒋介石汇报说:刘湘充其量就是个刘表,年轻时却是有点手段,但现在就是个糊涂蛋,只想守着自己的地盘过日子,与其现在动手,还不如等刘琮上台时再说。三国里刘琮是刘表的儿子,上台后就把荆州献给了曹操。

最后,刘、蒋二人达成了三条协议:

一、依然由刘湘担任四川「剿匪」总司令并全权负责,中央尽量补充粮饷弹药;

二、改组四川省政府,由刘湘任主席;

三、组成南昌行营驻川参谋团,任命贺国光、杨吉辉为正副主席。

原本挖空心思想入川的蒋介石,最后只派过去了一个团。

刘湘回到四川后,把新政府迁往重庆,全面准备防共事宜。

他的计划简单而清晰:如果毛、朱大军只是路过,那就尽量减少摩擦,以保存实力为主;可一旦发现红军入川企图,务抱必死决心,奋勇阻拦。

这些话是他在潘文华临行前反复向他叮嘱的,随后潘文华被派往南面,率重兵布防宜宾至江津口之间的长江南岸,阻止红军渡江。这关键性的一步棋直接导致了红军遵义会议上敲定的「渡江作战」计划的破产,就在生死存亡之间,毛主席果断决定,红军放弃原本的计划,西渡赤水,寻找生还的契机。

2.   一渡赤水,天才战术杰作开启

1935 年 1 月,红军进占遵义后,随即召开了著名的遵义会议,除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外,还确定了接下来的工作重点,那就是北上渡江,入川与当时活跃在川北、号称有十万之众的红四方面军汇合。

对此,蒋介石焦躁不安,迅速调集重兵,对红军形成了合围之势。

此时老蒋派来的猎犬薛岳已经基本完成了他的第一项任务——拔掉黔军王家烈势力,其所率的八个师已经「占领」贵阳,前锋甚至进逼到乌江,而被「赶出」贵阳的王家烈部队则分散包围在红军周边,形成了第一道包围网。

乌江以东的湘黔边界,是拥有四个师的湘军,但他们并没有追击的意图,而是积极修筑堡垒,防止中央红军再回师湖南。

比老蒋更焦急的恐怕就是刘湘了,他不惜血本,出动了大概十个旅的部队,占据了进入四川的各个要道,目的也只有一个:坚决阻止红军入川与第四方面军汇合。

在西南的云南方面,龙云也派出五个团的滇军加紧修筑横江防线,目的也与刘湘相同——阻止红军进入云南。在遵义南部的毕节附近,龙云还布置了三个旅,再往南的广大云南腹地,都布置了防守部队。

双方的实力对比大概是我军 3 万对国民党各部军阀约 40 万,且陷入层层包围之中。

面对这种局面,毛泽东虽然思虑丛丛,但却意气风发,很快做出了战略部署。

1935 年 1 月 19 日起,野战司令部指示红 1、红 3、红 5、红 9 军团分三路先后从遵义、桐梓、松坎地区出发,向土城、赤水方向前进,同时,野战司令部也跟随部队离开了遵义。

20 日,野战军司令部下达《渡江作战计划》命令,确定了渡江入川,并与四方面军协同作战,争取赤化四川的战略指导方针。

22 日,中央政治局以及中央军委致电四方面军,告以中央红军的渡江作战计划,指示其配合一方面军北上,向嘉陵江西进攻。

25 日,林彪的红 1 军团已经占领了土城,并向赤水城快速推进,但此时的赤水城却先一步被川军所占领。

土城地处川黔交界,为西渡赤水的重要渡口,三面环山,要通黔北大道于南。

而赤水城地处川黔交界,东南为大山,西北为河谷,更有连通川黔各县区的公路网络,是中央红军北上入川的必经之路。

这两个要冲,是计划中规定必须夺取的点,只要确保住这两个点,那么红军西渡赤水,北上入川,进而赤化四川才能得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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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渡赤水

红军虽然先期占领了土城,但却受阻于赤水城,虽取得了西渡的有利条件,但却受阻于南岸,不得北渡。

前进的路线被封锁,身后却是川军大军的追击。

而一直尾随在红军身后的,就是潘文华的部下郭勋祺。

此时的郭勋祺心里五味陈杂,他虽然是川军将领,但跟不少共产党人之间却保持着来往。

最早从郭勋祺在潘文华手底下当团长的时候,陈毅的大哥陈孟熙还是郭团的文书,后来陈毅归国,通过兄长认识了郭勋祺,随后两人就经常往来,建立了深刻的友谊。

再往后,由共产党参加领导的重庆莲花池国民党临时省党部上,郭勋祺又结识了时任中共重庆地委书记的杨闇公和李筱庭等人,又通过二人与曾有过交流的刘伯承频频往来。

最能说明问题的则是发生在 1927 年 3 月的「三三一」惨案。在川军全城搜捕共产党人的白色恐怖中,郭勋祺将不少共产党人安置在自己的公馆,假扮成弁兵,亲自护送上船去武汉,之后不知事态紧急的陈毅来找杨闇公汇报工作,见满城戒严,只好去寻找郭勋祺,郭勋祺将其留宿一晚,次日化妆成买办,用自己的轿子送往码头,陈毅这才逃过一劫。

郭勋祺的这些动作都被刘湘看在了眼里,但考虑到潘文华的情绪,刘湘并没有把他撤职,而是玩了一手明升暗降的把戏,把他从旅长升任副师长,解除了兵权。

除此之外,刘湘还有一个考量,因为在他看来,共产党并不是自己永远的敌人,将来需要交涉的时候,留着一个亲共的郭勋祺要好办事得多。

于是现在,机会出现在了眼前。

刘湘知道自己没有必要跟红军拼个你死我活,只要有回旋的余地,他就尽量减少跟红军的摩擦,因为一旦自己遭受重创,那蒋介石将名正言顺地派兵入川「剿匪」,到时候自己会比放红军进来更惨。

但如果红军也有念头想入川进而赤化四川,那也唯有抱必死决心,哪怕拼光家底,在必死之中寻找活路。

这就是刘湘的总战略方针,该软时则软,该硬是也是毫不留情,在重庆私宅里,刘湘也是这么明明白白说给郭勋祺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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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勋祺

郭勋祺是个聪明人,领会了刘湘的真正意图后,在面对试图渡江进军川西北的红军时,下手格外狠,即使面对曾经的朋友也毫不留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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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杠坡战斗遗址

1 月 26 日,毛泽东进入土城,与此同时郭部也尾随追至土城东部。毛泽东在与朱德、周恩来、刘伯承商议过后,把笔指向土城东部的青杠坡地区,决议在此处与郭部摊牌。

1 月 27 日,林彪率一军团在赤水城南与川军陷入激战,其中一师在黄陂洞被川军三面包围,损失最大,二师在复兴场的战斗亦不顺。更糟糕的是,郭勋祺尾追董振堂的五军团,并与下午抢占诸多有利地形,截断了五军团与三军团四师之间的联络,整体形势堪忧。

至第 28 日,红军第三、五军团按照原定计划,从南北两面向郭部发起进攻,三军团担任的是主攻的职责。

三军团的指挥是彭德怀,这位久经沙场的老将打仗以刚烈和迅猛著称,性如烈火,势如猛虎,但这么一头猛虎却也被困在了郭部的火力网之中。彭德怀亲临前线指挥,双方展开了惨烈的高地争夺战和拉锯战,阵地上尸山血海,硝烟遍地。巧合的是,此时三军团的政委就是当年郭勋祺冒险庇护过的杨闇公的弟弟杨尚昆,但郭杨双方此时均不知情。

红军打得极其艰难,主要原因是由于低估了川军的战斗力,认为此时的川军跟一触即溃的黔军差不多,装备简陋,军纪涣散,除了打仗,吃喝嫖赌样样精通。

然而实际上,刘湘统一四川后进行了数次整顿,不但更换了老蒋提供的武器装备,而且各级都设有教导团和教导队,军员素质远超周边的黔军,更重要的是,刘湘在四川内战期间几乎参与了大大小小的每一场战役,这是一支名副其实的百战精锐。

战斗一直持续到入夜,可面对包围,郭部不但没有被击溃,反而借助强大的火力不断向前推进,一步步逼近土城,形势非常危急。

毛泽东望着桌子上的军事地图,陷入了深深的沉思,一向温和冷静的朱德却在边上急得团团转,几次提出要上前线指挥,但都被毛泽东拒绝了。

战况愈来愈烈,朱德重重地「哎」了一声,把帽子往地上一扔,大声说:只要红军胜利,牺牲区区一个朱德又如何!况且敌人的枪是打不中我朱德的!随后提着手枪上了前线,刘伯承也一起上了前线。毛泽东急令前部的林彪回师支援,就连军委的干部团都在陈赓和宋任穷的带领下急赴前线,发起了冲锋。

午夜,毛泽东等人根本无法入睡,历史再一次停在了拐角口。

增员的川军仍然在源源不断赶来,而红军却是在迅速减员,整支军队被压缩在土城周围,稍有不慎就满盘皆输。

毛泽东遇到问题就习惯一根接一根地抽烟,接连抽了几根后,几个政治局的主要成员陆续进来汇报情况,并谈了自己的看法,毛泽东说:情况紧急,由不得继续等下去了,渡江!随后,他拍板决定,红军放弃原先向北渡江、向川西北进军的计划,临时改向西渡赤水,撤出土城战斗。

到次日拂晓,红军停止了战斗,迅速渡过赤水河,向西转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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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渡赤水路线

这就是一渡赤水,历史上最为人津津乐道的战术跃迁——四渡赤水的开始,很多人可能想象不到,这场伟大又华丽的天才战术杰作,是在怎样一种危急形势下展开的。

渡过赤水后,为了迅速摆脱敌人,全军轻装前行,所有笨重物资和武器都被抛入江中,其中包括全军最后一枚山炮,这也是继第五次「围剿」以来,红军第二次轻装前行。

到 30 日,郭勋祺率部进入土城,得知红军入滇而非北上入川后,郭便借口休整,停止了前进。之后,刘湘和潘文华相继发来命令,让郭部继续尾随红军,郭勋祺与红军之间相隔一天行程,在川、滇之间来回穿行,跟完了整个四渡赤水的战役,但始终没有再与红军交战,与其说是追击,倒像是在确保红军没有掉队的士兵。

历来诸多作品谈及四渡赤水,大都在赞扬战术的伟大,经历的坎坷,却唯独对土城战斗的失利避之不及,唯恐让红军的光辉失去颜色。但这种掩饰反而失却了这段历史的生动形象,隐藏的伟人们那临机决断的军事手段,最重要的是,让我们红色政权那百折不挠、生生不息的坚韧灵魂被遗落尘埃,后人再来拂尘,又岂能想象得到我们历史的伟大?

3.   二渡赤水,一纸通告点醒迷茫

红军一渡赤水后,即改变了原先从泸州至宜宾之间渡江,向川西北进军进而赤化四川的计划,转而进军川、滇、黔边境,建立根据地,这一方针在得到彭德怀和杨尚昆的附议后被迅速实施。

随后,在 2 月 7 日,中革军委命令各军团,迅速摆脱追击的川军诸敌,向川滇黔边的扎西地区集结,开始准备与滇军作战。

到这时,遵义会议原定的渡江作战计划,已经基本完全修整了。

但此时的蒋介石却仍然判断红军可能要深入四川,除了向宜宾段各主要渡口增兵之外,又调滇军孙渡部和川军潘文华部向扎西地区逼近,一北一南准备对红军进行合击。

毛泽东很快想出了策略,调动战斗力相对较弱的红五、红九军团分别向镇雄、彝良佯攻,以吸引孙渡部救援,而主力红一、红三军团趁机突破滇军修筑的横江防线,抢渡金沙江,但孙渡部却没有上当。

此时,潘文华和孙渡的大军正逐渐从南北两个方向逼近,薛岳也派出三个师从东南方向前进,再次打出了四面合围之势。

到了做最后决定的时候了。

2 月 9 日,中央红军各部在扎西集结完毕,政治局遂召开紧急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计划:目前川军、滇军以及薛岳的大军被吸引到了扎西,东部却只有战斗力较弱且受创严重的黔军固守,兵力空虚,此时应该挥师东进,再渡赤水,夺回遵义。

实际上,此时的王家烈根本没有想到红军居然会向东进军,他正忙着给老母亲祝寿,包括蒋介石和薛岳也没想到毛泽东会出这一招。

毛泽东的大胆构想得到了大家的一致同意,次日,中央红军进行扎西整编,除红一团保留师的编制外,其他三个军团都取消师一级编制,除干部团外,全军整编为 16 个团,这一整编,为接下来的大进大退做好了充足准备。

11 日,红军主力悄悄移师东进,红九军团则留在原地大肆活动,造成红军仍然停留在扎西的迹象。

15 日,中央红军野战军司令部下达《二渡赤水河的行动计划》。

16 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发布《告全体红色指挥员书》,其中指出:红军必须经常地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有时走老路,有时走新路,而唯一的目的是为了在有利的条件下取得作战胜利。

一句话,转移和渡河不是目的,目的是为了形成有利条件歼灭敌人。

一纸通告点醒了红军战士们心中的迷惑和彷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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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渡赤水之太平渡

18 日至 21 日,中央红军二渡赤水河。红三军团彭德怀部从北侧由二郎滩渡口渡江,核心纵队与红一军团林彪部居中由太平渡渡河,红五军团在南掩护核心纵队,随后跟随红一军团从太平渡渡河,红九军团完成任务后,紧急跟进。

守护赤水河的黔军果然毫无准备,一经接触就溃不成军,中央红军无费余力就占领土城,迅速渡过赤水河。

得知红军新的动作后,蒋介石吃不下饭了,王家烈为母亲举办的寿宴也彻底泡汤了。老蒋判断红军这是想向东挺进,再次进入湖南与红二、红六军团汇合,于是马上做出了新的部署,调黔西的薛岳部两个师和遵义的王家烈部六个团在桐梓-娄山关构筑防线,调重庆的上官云相部两个师南下,在綦江-松坎构筑防线,同时一直在背后跟随的郭勋祺三个旅也星夜疾行,向土城靠拢,目的也只有一个:堵住红军东进的道路,再度形成合围之势。

可红军已经占据了先机。

24 日,林彪率红一军团攻占桐梓,红三军团迅速跟进,前卫红十三团抓了几名黔军的俘虏,得知前方的娄山关只有黔军的柏辉章部 3 个团,杜肇华部一个旅在娄山关以南约 3 公里的黑神庙处驻扎,于是团长彭雪枫迅速向彭德怀报告了此事。

这个消息来得无比及时。

因为此时的中央红军正面临一个艰难的选择,必须一鼓作气攻占天险娄山关,如果攻占娄山关,则可以一鼓作气直下遵义,跳出国民党的包围圈,而如果被围堵的娄山关以北,等到敌军合围完成,则是真的插翅难飞了。

25 日下午,彭德怀和杨尚昆经过分析,认为娄山关之敌可破,于是向中革军委报告了上述情况,提出迅速歼敌的计划。晚上,林彪和聂荣臻也致电朱德,提出了相同的作战计划。

凌晨时分,朱德复电一、三军团:一、三军团及干部团统一由彭、杨指挥,应于 26 日迂回攻击娄山关、黑神庙之敌,坚决消灭之,并乘胜夺取遵义,为我军前进打开道路。

接到复电的彭德怀迅速做出了战斗部署:三军团担任正面主攻,一军团向黑神庙之敌侧后迂回,五军团与九军团在桐梓准备迟滞阻击背后的郭勋祺部。

尽管黔军兵员素质和武器装备都落后与临边的滇军和川军,又被红军多次击溃过,但扼守雄关险隘的情况下仍然给红军造成了巨大压力。

红十三团的前卫侦查连和手枪排换上国民党的军服,一鼓作气冲到了娄山关关口。红十三团刚占领关口,两个团的黔军就发起了反击。彭德怀命令红十二团从正面攻击,硬是顶着炮火把敌人压了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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娄山关遗址

红十二团政委钟赤兵被打断了一条腿,部队缺乏麻醉药品,愣是咬着牙锯掉了一条腿,团参谋长孔宪权也在战斗中受了重伤,在遵义的罗马天主教堂治疗,因为疼痛难忍喊了一晚上的「杀!杀!杀!」

就在红军奋力血战将要把敌人赶下关时,后方的板桥镇敌军突然赶来增援,战斗陷入了艰苦的拉锯战,关键时刻,西路一个团的迂回部队成功出现,直插敌军背后的黑神庙指挥所,东路的一支部队更是迂回穿插到了最后方的板桥镇,敌军震动,防线瞬间崩溃,立即向南逃窜,到 26 日凌晨,一、三军团已经完全占领了娄山关。

毛泽东望着刚刚经历过战火的娄山关,心中感慨万千,遂挥笔写下了传颂千古的名篇: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攻克娄山关后,红军马不停蹄,奔袭遵义,并在击溃了半路上来援的王家烈后,于 28 日成功占领遵义,光复了这座对红军而言意义非凡的城市。

但三军团却为此又牺牲了参谋长邓萍。

当时十一团政委张爱萍正站在一个土丘上用望远镜观察遵义老城的情况,军团参谋长邓萍来了,土丘只有一个,于是张爱萍就下来,让邓萍上去。

邓萍刚站上去,正给其他人布置任务时,一个子弹就飞了过来,张爱萍还没搞清楚什么情况就见邓萍头一歪靠在了自己身上,半天才发现是牺牲了,赶紧给彭德怀打电话,彭德怀只听到一句「邓萍牺牲了」就骂了起来,骂着骂着便开始嚎啕大哭。

张爱萍后来被授予上将军衔,并担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部长,杨尚昆说,是邓萍替张爱萍牺牲了。

4.  三渡赤水,拒打打鼓新场

自打红军来了后,王家烈就事事不顺,「剿匪」反被剿得七七八八,其中三成是毁于红军,七成是毁于薛岳,也就是老蒋的部队。

王家烈曾经也是响当当的「贵州王」,而且与老蒋交往甚密。

不但与老蒋关系匪浅,与红军也可以说是「老相识」了。1927 年 9 月秋收起义时,王家烈就曾率部进抵湖南沅陵,意图进攻毛泽东的起义军,但还没有接触,就与湘系军阀因争夺地盘打了起来,之后由于孤军深入而战败,被迫返回铜仁。

之后王家烈就来回摇摆,跟蒋介石打过桂系的李宗仁和张发奎,又跟着湘系的张亮基打过红七军的李明瑞、张云逸,还参加了陈济棠、李宗仁的三省同盟,暗中反蒋。

但是这一密谋却被陈济棠的部下余汉谋出卖给了蒋介石,从此蒋便将王家烈视为眼中钉,特别是其他地方初定,仅有大西南还处于半独立状态的情况下,于情于理,王家烈的黔军都是首当其冲的目标。

这个机会就是红军离开瑞金,向西转进的时候。

蒋介石摸清了薛岳陈诚的算盘,而薛岳摸清了王家烈的算盘。

陈诚素来与何应钦不和,最忌何应钦的势力进入贵州,而蒋介石为了平衡何应钦的势力,把「围剿」红军的大权就交到了薛岳手里,因为薛岳乃是陈诚系统的大将。

而薛岳的心思则是急于寻找一块自己的地盘,以免再仰人鼻息,可当时的地盘都被「瓜分」干净了,唯一还有机会易主的,也就是贵州了,揣测清楚蒋介石的意图后,薛岳就开始了自己的计划。

于是王家烈便倒霉了。

率领八个师的中央军进入贵阳后,薛岳开始做两手准备,一面鼓吹何应钦的威胁,一面暗中收买黔系的将领,孤立王家烈。而王家烈却因为丢了遵义而急得团团转,攻打红军的意愿开始空前热忱,从而忽视了身边的威胁,直到被薛岳夺走了贵阳才略有醒悟。可当红军离开遵义渡赤水西进时,他又感觉高枕无忧了,还忙里偷闲地给老母亲准备起了寿宴。

可谁知道红军对这位「老朋友」可说是念念不忘,千里奔袭直接端了王家烈的藏身之处——遵义,彻底断了他东山再起的念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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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家烈

在全盛时拥有六个师的「贵州王」,此时是极其狼狈,身边只剩下一个手枪排。思虑起几个月来的遭遇,王家烈这才明白自己身边来了怎样一条饿狼,于是边哭边骂,边骂还得边跑,跑着跑着又哭了起来,随后遇到了北上的吴                              奇伟。              

王家烈可算是遇到了救星,想尽办法说动吴奇伟去打遵义。但是王家烈说得越轻松,吴奇伟越是怀疑,因为比起他手底下那些头脑发热的将官,他对共产党可谓知之甚祥。他是保定六期学员,在北伐战争的时候就跟著名的共产党先贤蒋先云并肩作战,关系匪浅。后来与奉军作战时,蒋先云壮烈牺牲,吴奇伟也负了伤,被前来增援的蔡延锴救出。

与共产党并肩作战过,也参加过反蒋的战争,但最后还是通过陈诚,加入了老蒋,这就是吴奇伟的履历。囿于早年的经历,吴奇伟在与共产党作战时,格外谨慎,甚至有一丝恐惧在里面。

吴奇伟不想打这一仗,但是红军想打,吴奇伟是有些郁闷的。

战斗开始后,吴奇伟部第五十九师师长韩汉英看到右翼地形对自己不利,遂建议占领前方的老鸦山和红花岗。

这两座山是非常关键,一旦被占领,敌人即可俯窥遵义,钳制红军的任何行动。红三军团仍然负责主攻,占据着两个制高点,首先受到吴奇伟的猛烈进攻。由于红军连续作战,且得不到有效补给,加上蒋介石下达了死命令,吴奇伟部也是拼了命作战,下午 15 时,老鸦山宣告失守。

又是一次生死存亡的时刻,红三军团抱着必死决心,与陈赓率领的干部团一同向老鸦山发起了轮番进攻,但攻势也越来越弱。

可令人没想到的是,骄狂的敌军却突然转入了防御,甚至开始后退。

原来红一军团一个师在林彪的带领下已经从水师坝向敌人侧后穿插,负责防守吴奇伟部右翼的王家烈部一触即溃,迅速逃窜,位于忠庄铺的吴奇伟指挥部也暴露在了红军的兵锋下,同时,另有一支一个团的部队也穿插到了敌人左翼,并发起了进攻。

吴奇伟把全部部队都投入到了前线,指挥部附近根本没有多余的部队,他如何都想不到王家烈如此不中用,这种情况下只好丢下部队,仓皇逃跑。

守卫主峰的敌军主力居高临下看的一清二楚,眼见主帅逃跑,顿时也没了战斗的意志,没过多久就被红三军团和干部团赶了下去,近两个师的部队浩浩荡荡,如受惊的羊群一般向乌江边上狂奔。

吴奇伟残部一直被林彪追到乌江南岸,为摆脱追击甚至自断了江上浮桥,导致后续一千多人都做了俘虏,吴奇伟在长江边大哭了一场,从此便再未与共产党的部队打过大仗,解放战争中他任过徐州绥靖公署副主任,但随后就借口到南京汤山养病,辞去了职务,后来虽然被蒋介石短暂启用过,但仅仅两个月就南返广州,不再效命。

解放军渡江不到一个月,吴奇伟在粤东发表《我们的宣言》,宣布脱离国民党,投降了人民,甚至还参加了几个月后的开国大典,作为特邀嘉宾站在天安门城楼上观礼,但这都是后话了。

红军击溃吴奇伟后,暂时获得了休整时间,但局势仍不乐观。

蒋介石气急败坏,盛怒之下制定了新的进攻计划。郭勋祺率三个旅进攻娄山关,北面的黔军一个师经绥阳南下骚扰,东面的湘军扼守乌江,防止红军再进入湖南,守卫赤水的周浑元部三个师则朝鸭溪、遵义攻击前进。此外,乌江以南还有吴奇伟四个师作为机动兵团,随时准备增援各个战场。

红军再次陷入了包围之中。在截获敌军情报后,毛泽东了解了周浑元的进军方向,便留第九军团在娄山关防御,调一、三、五军团在鸭溪镇设下埋伏,想一口吃掉周浑元。

毛泽东对这一战踌躇满志,除要求各部用无线电随时报告战况外,还特别规定了烧火报信的办法:大胜利烧三堆火,小胜利烧两堆火,相持或不利烧一堆火。

结果一堆火也没烧起来。

因为老蒋临时改变了计划,调周浑元回防鲁班场,准备用碉堡战术层层推进,一步步压缩红军的空间,虽然耗时,但是稳妥。

蒋介石也被红军打怕了,况且他有的是时间。

但接连两次诱敌未果,林彪先按捺不住了。

3 月 10 日,林彪、聂荣臻联名向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发了一封「万急」电报,建议放弃周浑元,改去攻打驻守金沙县城(打鼓新场)的王家烈部,金沙县城比较富裕,一旦拿下,队伍就可以得到充足的补给。

当天,中央政治局在鸭溪召开扩大会议,讨论林彪的打鼓新场战斗计划,会议由张闻天主持。

几乎所有人都赞同攻打打鼓新场,但只有一个人提出了反对,这个人就是毛泽东。

他提出了不应该打的几个观点:

第一:红军要经过两天才能到达打鼓新场,长途奔袭难以做到保密;

第二:金沙县城防御坚固,一旦不能诱敌出战,打成攻坚战,必然会发展成持久战,这是红军必须避免的局面;

第三:王家烈虽然实力不强,但他背后还有三个旅的滇军,如果北上增援,红军将没有回旋余地;

第四:红军如果全力进攻金沙,很可能面临北面的周浑元和南面的吴奇伟联合夹击。

除了这四点,毛泽东还提出了一点,那就是即使打下金沙,所获之利也不足,对整体局势影响不大,彼时面临敌军夹击,还是只能选择退守遵义。在他看来,这是一场为了小利益而进行的大冒险,不但无法扭转战局,反而有可能把红军的最后一点本钱都搭进去。

但与会的众人却没有认同毛泽东的观点,仍然坚持要打打鼓新场,他只能一遍遍苦口婆心地阐述不能打的理由,却未能说服众人。

毛泽东最后也急了,提出如果要打,就辞掉前敌总指挥的职务,不成想坚持打的人也针锋相对:少数服从多数,不干就不干!

于是众人一表决,毛泽东果然成了少数。作为中共中央负总责的人,这种局面让张闻天感到无比尴尬,6 天前正是他提议恢复了毛泽东的职务,现在却不得不在自己主持的会议上重新接受了辞呈。

眼看到如今为止取得的一系列战果就要毁于一旦,毛泽东辗转反侧,焦急地不知该如何是好。

入夜了,他突然想到了一个办法,在大会上,周恩来并没有表决,作为军事上最后决定的负责者,他没表决,就还有回转的余地。

于是毛泽东马上提着一盏马灯,连夜找到了周恩来的驻地。两人商量了一番,周恩来最终接纳了毛泽东的意见,当晚 21 时即以军委的名义发报要部队集结,以便寻求新的战机,第二天一早又开会讨论,终于说服了大家。

取消了打鼓新场战斗,毛泽东的前敌总指挥职务自然也恢复了。并且为使军事指挥更加灵活机动,中共中央成立了「三人军事领导小组」,成员即是毛泽东、周恩来和王稼祥。

不过新的问题很快就来了:不打打鼓新场,那么打哪里呢?

毛泽东指了指赤水一线,靠近鲁班场的位置说:就打这里。

众人都错愕不解:放着实力衰微的王家烈不打,现在却同样是长途奔袭去打兵强马壮的周浑元,这不是想不开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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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浑元

毛泽东却踌躇满志:攻打鲁班场,王家烈的增援肯定不积极,吴奇伟又增援路线太长,有充足的时间应对,这是其一;其二,如果攻下鲁班场,那是最好的局面,如果攻打不下,红军就顺势渡河,至少要打到周浑元不敢出击,为红军渡河争取最有利的局面。既然打赢打不赢都可以接受,那就没有理由不打。         

于是鲁班场的战斗计划就这么定下了。二十年后毛泽东总结自己的军事生涯曾提到自己生平四次败仗,其中就有鲁班场的战斗,但是这场战斗的胜败对战局的影响的确微乎其微。

15 日拂晓,战斗打响,红军向敌第五师阵地正面进攻,但遭到猛烈反击,10 时许,向敌三个师的阵地全面进攻,皆被猛烈火力所压制,屡攻不克。双方鏖战到 13 时,敌机对红军阵地展开狂轰乱炸,伤亡不断增加。战斗一直持续到天黑,双方陷入对峙之中。随即,周浑元开始派兵迂回包抄红军右翼,并且有报告称,两个团的黔军也运动到了鲁班场附近,为了避免被前后夹击,毛泽东果断决定撤出战斗,趁夜转移到茅台、仁怀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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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渡赤水路线

次日晚,按照原定计划,红军在茅台镇开始三渡赤水,与前两次不同的是,部队此次并非小心翼翼,而是大张旗鼓,大造声势,唯恐敌人发现不了。渡河后,主力部队就势在山中隐藏起来,全部关闭电台,只派遣一支小部队向古蔺县城前进,并命令总部电台一同跟随,频繁发送一些无意义的信息。古蔺县城发现红军渡河后,派出一个团向赤水河侦查前进,结果恰好撞到了红军的这支小部队,一番激战后狼狈回撤,并上报了军情。

很快,无数军情报告就一股脑被送到了蒋介石面前,主要有以下三条:

一、侦察机发现红军已经全部渡过了赤水河;

二、红军的总部电台在古蔺附近频繁活动;

三、与此同时,古蔺的部队也遭到了红军主力的猛烈进攻,请求增援。

蒋介石分析后,同样得出了三条结论:

一、红军没有啃下鲁班场,说明此时的红军已经是强弩之末;

二、红军正朝古蔺、叙永进军,其意图很可能是要北渡长江,再次入川;

三、红军军势疲敝,北渡长江已经基本不可能,那么下一步就只有一个选择,就是化整为零,分散游击。

于是他当即致电薛岳,要求再次实施碉堡战术,务求稳定,次求变化,层层推进,逐步缩小,加以包围,同时致电其他各部队,以古蔺东南之狭长地带为中心,再次构筑一道包围圈,围剿红军。

电报称:「如许大兵包围该匪于狭小地区,此乃聚歼匪之良机」,「剿匪成功,在此一举。勉之勉之」。

其中的喜悦之情溢于言表,在老蒋看来,这必然是对红军的最后一战了。

5.   四渡赤水,走「之」字路

自 3 月 16 日晚红军三渡赤水后,被老蒋发现后的这几天,大概是他生平中少有的开怀大笑的几次了。

十年宿敌之将尽,没有理由不开怀大笑一番。

但随后的 4 月 1 日到 4 月 10 日,却也成了老蒋最难受的十天。

三渡赤水后,由于古蔺、叙永等地区已经三面受敌,回旋余地十分狭小,以毛泽东为首的红军前敌司令部于 20 日 17 时当机立断,决定四渡赤水,在赤水河东岸寻求新的战机。

3 月 16 日晚三渡赤水,到 20 日晚决定四渡赤水,期间仅仅相隔 4 天,运筹之快,绸缪之高,着实令人赞叹。

虽然在战略决策上一切都看起来很完美,但真正实施起来的困难程度也难以想象。

周恩来后来回忆提到:这是相当艰难困苦的一个时期,走「之」字路,四渡赤水河。

就连以宽厚见长的总司令朱德,期间也发了两次火,一次是一渡赤水前的土城战斗,朱德亲临前线,见部队疲惫不堪,就对三军团四师政委黄克诚发了火;第二次是四渡赤水后南渡乌江,干部团奉命拆掉浮桥时,九军团还未过江,朱德知道后,对干部团的陈赓、宋任穷发了很大的火。

那的确是一段非常时期,蒋介石几乎是调集了周边的所有部队来对红军展开围追堵截,几次都处于四面被围的绝境之中,经常是与敌人擦肩而过,双方你来我往,互相穿插,胜败常常就在转瞬之间,红军稍有不慎,就会满盘皆输。

3 月 21 日,中央红军分三路由太平渡、二郎滩和九溪口四渡赤水河,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

3 月 24 日,蒋介石志得意满,从重庆飞往贵阳,准备见证这奋斗十年之「大胜利」,并做好了准备,就等着前线将「红军溃败」,以及那些出现在他悬赏令上的任何一人被俘获的电报送到面前来。

但是先一步被送来的却是红军的问候。

25 日,毛泽东等三人军事小组以中革军委主席朱德的名义致电各军团负责人,提出首先钳制周浑元和吴奇伟部,消灭王家烈部,由此扩大机动区域并转向西南,然后形成运动战,在运动战中消灭追击之敌,以扭转战局。

但此方针却被认为太激进,红军长途跋涉,如今粮草已经不济,在扎西和遵义扩充的兵员也多有逃亡,恐怕无力实施该计划。

当天夜里,三军团彭德怀、杨尚昆提出了新的方案:建议转向东南之乌江流域比较有利。又提出:只要充分准备,只需要半天工夫就可以在三军团原来渡乌江处搭建起浮桥。

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南渡乌江,但意思已经十分明显。

26 日,毛泽东迅速接纳了这条建议,遂由朱德发布命令,决定红军由长干山和枫香坝之间渡过乌江。

然而 27 日敌情又发生变化,长干山之敌进占平家寨和李村,薛岳所属的九十二师也在坛九与九军团激战,原定的计划已经无法实现,于是毛泽东再次做出战术调整,调九军团伪装成主力进攻长干山和枫香坝,一、三、五军团以及军委纵队改由枫香坝以东穿过敌人封锁,向南急行军,抢渡乌江。

抢渡的关键,就在于隐藏意图,出其不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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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岳

但是前线的一部敌人还是察觉到了红军的意图,并致电薛岳:红军停止西进,一部有回转迹象。

可薛岳却没有重视。

30 日,周浑元又急电薛岳:长干山、枫香坝、鲁班场附近都遭到红军袭击,红军已经南移,有偷渡乌江的模样。

薛岳大惊,急忙请示蒋介石,但蒋介石却不以为然,认为这是红军的战术行动,要他不要上当。可殊不知,此时的红军主力,已经到达了乌江边,正准备渡江。

3 月 31 日,中央红军除第九军团继续伪装主力在江北牵制敌人外,其余全部南渡乌江,跳出了敌人包围,蒋介石的几十万大军却仍在北岸继续修筑自己的碉堡防御,对此还浑然不觉。

4 月 1 日,蒋介石才知道红军已经南渡乌江,并且兵锋直指贵阳,可此时的贵阳,连一个团的兵力都没有。蒋介石惊慌失措,急忙调集周边的滇军三个旅赶赴贵阳救援,并且准备好了飞机随时逃离贵阳,可做完这些之后他才发现,红军的主力并没有攻打贵阳,而是向东转向清水河畔,在清水河大肆搭建浮桥,又一次做出了要东进入湘的态势。

短短的十天时间,蒋介石倍感煎熬。

当蒋介石的军队再一次被调集向东部时,毛泽东终于长出了一口气,到如今的一系列佯攻已经全部奏效,此时云南腹地空虚,趁此机会,红军迅速南下,从贵阳、龙里之间穿了过去,朝着云南腹地进发,云南守军只有大概 6 个旅,而现在有一半兵力被调去救援贵阳去了,本地守军几乎对红军构不成威胁,经过四渡赤水、抢渡乌江后,红军终于摆脱了几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跳出包围圈,在云南大踏步前进,向金沙江直奔而去,蒋介石再也无法对红军进行合围。

邓小平后来说:毛泽东思想是全党集体智慧的结晶。这从来都不是一句空话,而是实践检验出来的真理。在这些危急的关头,共产党的集体选择了毛泽东,也是在这些危急关头,毛泽东也选择采纳了集体中最成熟和最深思熟虑的建议,即使是那些自己所不喜欢的提议,他也会认真去倾听,仔细去思考,而不像蒋介石那样,对手下的意见偏听偏信,对那些自己不喜欢的意见干脆弃若敝履,这就是他未能把红军围堵在乌江以北的直接原因,也是他最终在与共产党的博弈中失败的根本原因。

而共产党人的真正伟大之处也在于,他们不仅善于在众多意见和建议中寻找真理,更善于在实践中验证这些真理,并最终取得了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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