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0 年（同治九年）6 月 21 日下午，一位身穿法国领事馆制服的年轻人，跌跌撞撞冲进了天津英国驻华领事馆内。
顾不得浑身血迹和凌乱的衣衫，他一把抓住英国电报员，要求立刻向法国巴黎发出一份紧急电报。
电报的内容只有一句话：
天津爆发教案！法国领事馆、天主教堂均在焚烧中！法国驻津领事及神父、修女均被杀死！
当这个消息辗转千里，到达巴黎那一刻，整个欧洲的目光，突然一致投向了天津这个并不陌生的远东城市：
当时，法国跟普鲁士近 80 万大军正在欧洲腹地对峙，普法战争一触即发。
在这个微妙的时刻，天津教案无疑给了正在选边下注的欧洲诸强，一个窥探法国虚实的绝佳窗口。
在列强的灼灼目光之下，法国拿破仑三世立即强硬地宣布：
将调集军舰前往天津、烟台等地向清政府施压，同时，委任法国公使罗书亚为全权代表，处理此事。
罗书亚为了向对峙中的普鲁士表示「法兰西同盟」的牢不可破，一口气邀请了法、美、英、俄等七国公使联合照会清政府。
要求清廷必须在 15 日之内派「一等权臣」来天津商讨赔偿事宜，否则法国将立即从欧洲调兵，将天津化为焦土。
一场影响到中法两国甚至整个远东未来三十年走向的外交纷争，大幕就此徐徐展开。
1
「天津教案」本身，其实一点也不复杂，用现代语言来描述，就是一起典型的「谣言传播引发的重大社会舆情事件」：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英法联军继续占领着天津已经三年之久，这段时间里，法国还强占了望海楼做领事馆，又在领事馆旁边建造了圣母胜后堂，作为在北方传播天主教的主要基地。
侵略者与天津人民本来就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所以尽管法国天主教堂做出了一些诸如救济灾民、收养弃婴的行为，但在天津当地群众看来，法国人的一举一动都包藏祸心。
到了同治九年春夏之交，天津瘟疫流传，法国教堂里收养的中国弃婴，也出现了大量死亡的情况。
婴儿尸体被教堂漫不经心地直接扔进了乱坟岗，等到当地居民发现时，很多尸体已经被野狗啃咬得残缺不全。
好巧不巧，就在婴儿尸体陆续被周围群众发现的那几天，天津静海知县刘杰，破获了一起人贩子「迷拐儿童」的恶性案件。
在严刑拷打之下，其中一名被逮捕的人贩武兰珍，当堂供述，自己也曾把迷拐来的儿童卖给过天主教堂。
瘟疫之下，天津街头本来就人心惶惶，这名人贩的供述，顿时让大家把教堂抛尸跟人贩迷拐儿童这两件事联系了起来：
「洋教堂里的神父跟修女经常派人用药迷拐中国儿童，到教堂后就把孩子挖眼剖心来制药。」
这种已经在天津街头暗地流传了很久的市井传闻，似乎一下被证实了。
群情激奋之下，上万群众自发聚集起来，跟随天津知府张光藻、静海知县刘杰，押着人贩子武兰珍去天主教堂指认现场。
听到民众在教堂门前聚集的消息后，三省通商大臣崇厚急忙赶去准备劝解。
但等他赶到时，只见在天津市面上横着走了四五年的法国领事丰大业，早已荷枪实弹冲到了教堂门前。
丰大业对着领头的静海知县刘杰迎头就是两枪，站在刘杰身边的一名静海县衙役当场饮弹身亡。
刚见面就开枪？你这是年轻气盛啊！
本来就怒火中烧的天津群众一点没惯着，一拥而上，当场就乱拳打死了丰大业。
紧接着冲进教堂，又陆续打死了包括教堂神父、修女、领事馆职员在内的 17 名法国人和 3 名俄国人，焚烧了法国天主教堂、领事馆等法方建筑。
还误毁了周边的英国跟美国建筑，酿成了震惊中外的「天津教案」。
2
事件爆发后，派谁去处理，成了留给慈禧太后的一个问题。
当时，中国政坛刚刚新开了一桌麻将。
正在「坐庄」的慈禧太后，此时要盯死的「上家」，是以曾国藩为首的湘军势力；要看住的「下家」，则是以恭亲王奕忻为首的「洋务派」势力。
按理说，曾国藩的湘军刚刚帮助清政府剿灭了天平天国运动，恭亲王奕忻更是协助慈禧太后发动辛酉政变的最大功臣，两人对慈禧太后来说，都是功勋赫赫忠心耿耿。
但是太平天国运动被镇压后，湘军势力在江南迅速崛起，奕忻掌管的总理衙门权力也在不断膨胀，已经开始让慈禧有了隐隐的防范与不安。
恰在此时发生的「天津教案」，无疑给了慈禧这位天生的政治家拨弄权柄的绝佳契机。
于是明明是在洋务派的大本营天津发生的外交事件，明明恭亲王的铁杆嫡系崇厚就是天津教案的当事人，慈禧太后却特意指派因病在保定休养的曾国藩为全权代表，去天津跟法国进行谈判。
能上晚清政坛这个麻将桌的，没一个蠢人。
曾国藩虽然已经病得都快半身不遂了，却在第一时间就看穿了慈禧太后这招「驱虎吞狼」之计。
官大一级压死人，天津不能不去，他却立刻提出，三口通商大臣崇厚此时就在天津，熟悉情况，应该以崇厚为谈判正使，自己辅助就可以了。
为了催促曾国藩尽快动身，慈禧太后显得非常从善如流，马上给了曾国藩一道内廷明旨：
「着曾国藩会同崇厚，彻底究根，秉公办理」。
也就是说，两人虽然同级，但是崇厚是主办，曾国藩是帮办。
拿到这个「不背锅证」之后，曾国藩立即开始风尘仆仆往天津赶。
可等他终于赶到天津时，吏部的官员早已等候多时，连轿子都没让曾国藩下，劈头又给了他一道圣旨：
「崇厚身在天津却不能阻止天津教案发生，有负天恩，给予降级留任处罚。」
这道圣旨一下，本来官阶相等的两人，立刻有了上下级关系。
作为上级的曾国藩，自然不能在下级崇厚的领导下「会办」，于是曾国藩莫名其妙又成了全权负责的「总办」。
透过那道轻飘飘的圣旨，曾国藩似乎都能看到慈禧太后阴冷的笑：想跟我玩心眼，门都没有！
立足未稳就先被自己人摆了一道，生性谨慎的曾国藩处理起教案来，只能是更加小心谨慎。
到任天津后，他根本就没心思搭理满腔怒火的法国代表罗书亚，而是专心致志地琢磨起「案情」来。
3
就是这么一件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外交事件，曾国藩却煞有介事地带着中方人员，足足调查了大半个月。
今天在教堂的食堂里发现了一个腌洋葱的瓮，看看里面被剖开的洋葱乍一看就像小孩眼睛，觉得民众可能是因此而被误导。
明天又说教堂用来掩埋尸体的棺材，经常一具棺材里有两三具尸体，确有可疑之处。
前前后后传唤了一百多名人证，只要有一点新的证物证言，就立刻不辞繁琐地写成奏章上报朝廷，并且传遍全国督抚征求意见。
但就是迟迟不对这起外交事件下结论，也始终对法国代表避而不见。
到了这个时候，所有人都明白，曾国藩是在故意拖延时间，所谓「驭夷之法，以羁縻为上，诚为至理名言」。
这一套办法，在曾国藩之前处理「洋务」时曾经屡屡奏效，冗长繁琐的清代官场套路，经常会搅得初来乍到的外国人晕头转向。
但是天津教案实在太过特殊。
对法国来说，欧洲十几个国家，都在将这件事的处理结果作为衡量法国国力的风向标，他们是一定要强硬到底且速战速决的。
对慈禧来说，这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让国内两个最大的政治集团正面厮杀，绝不能这样任由曾国藩含含糊糊地混过去。
到最后，就连曾国藩的学生，时任湖广总督的李鸿章，远在千里之外都看出了事情不对。
李鸿章写信提醒曾国藩，天津教案的涉事各方绝不会轻易善罢甘休，先消磨对方耐心，然后再随便找几个替死鬼顶罪的老办法肯定行不通，不如「略用痞子手段」，主动出击更有利。
这番言论，自然遭到了理学大师曾国藩的斥责：
「夷务本难措置，然根本不外孔子『忠信笃敬』四字。脚踏实地，蹉跌亦不至过远，想来比痞子腔总靠得住一点。」
一番话吓得李鸿章赶紧回信认错，说前面提及的痞子手段，是在尽情尽礼之后，洋人依旧「无理相干」的最后手段，等闲并不轻用。
这边训斥李鸿章倒是得心应手，但是已经等得怒火中烧的法国人，已经不想再给曾国藩时间了。
这一年 7 月 18 日，法国代表罗书亚主动找到曾国藩，正式提出了法国的要求：
天津教案清政府最终赔偿给法方的白银必须过百万，要处死的中国人必须过百人，且「组织煽动民众围攻教堂」的天津知府张光藻、静海知县刘杰等五名政府官员，必须在死刑名单里。
就在罗书亚主动找上门来的前一天，把曾国藩坑到天津后就全程掉线的慈禧太后，也终于上线。
她在曾国藩每天写日记般的奏折中明确批示：
「严拿凶手以惩煽乱之徒，弹压士民以慰各国之意，尤为目前要务」。
两大势力在几乎同一天都主动进行了表态，在曾国藩看来，这是自己的羁縻拖延政策赫然见效啊！
细加揣摩，曾国藩更是惊喜地发现，慈禧跟罗书亚的底牌花色似乎差不多，都是要严惩围攻教堂的「凶手」，抚慰遭受「侵害」的洋人。
虽然在要价上法国有点离谱，但是外交谈判不就是漫天要价、落地还钱吗？
后续的谈判中把法国人的要价压下去一点，说服慈禧把赔偿条件抬高一点，这事不就妥了？
自从到了天津后就一直「于理势牴牾中踯躅而行」的曾国藩，仿佛一下看到了能够全身而退的曙光，激动之下，连夜起草了一份《查明天津大概情形折》上报朝廷。
在这份有关天津教案的第一份「调研报告」中，曾国藩把清朝官场上「和稀泥」的艺术发挥得淋漓尽致。
一方面认定法国教堂「采生配药，全系谣传」，一方面又认为天主教堂疫病期间死人过多，「津民猜疑，事出有因」。
最后各方折中，定了个「一命抵一命」的处理意见：
对参与「天津教案」的民众处斩 20 人，军流 29 人，同时赔偿法方白银五十万两，派专使赴法赔礼道歉。
这一份奏折，老谋深算的曾国藩自认为写得面面俱到，无懈可击。
没想到更老谋深算的慈禧太后，居然提前数百年就已经掌握了如何诱导舆论，炮制「网络谣言」的精髓。
在一番表态终于诱出了曾国藩的表态后，慈禧立刻开启「人肉转帖」模式，命令内阁将曾国藩的这个《查明天津大概情形折》印发全国各级官员。
但是在「转帖」过程中，她却来了个彻头彻尾的「掐头去尾、断章取义」，有意删去了曾国藩为天津民众辩护的「几处致疑」，只印发了曾国藩替法国教堂「洗地」的段落，以及要处斩民众、向法方赔款、道歉等处理意见。
果然，这份被处理过的奏折一经公布，朝野内外顿时大哗。
曾国藩在文中为法方辩解的语句，直接被认为是「有洋无民」的卖国之词。
京城内曾国藩题词的匾额被愤怒的民众全部砸毁，曾国藩湖南老家的乡绅将他的名字移出宗祠，不再承认他是湖南人。
甚至有人乘夜在他家门前贴了一副对联：「杀贼功高，百战余生真福将；和戎罪大，早死三年是完人」。
曾经的「中兴名臣」，顿时成为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
纵使是理学大师曾国藩，面对这铺天盖地而来的「网暴」，也顿时慌了手脚，急忙将处理方案改为「正法 15 人，军流 4 人，徙罪 17 人」。
但如此一改，法国人又不干了，洛书亚不依不饶地坚持，要让中国人「十命抵一命」，并且天津提督、天津知府跟静海知县等清政府官员都要处斩，否则绝不同意任何方案。
小心谨慎了大半辈子的曾国藩，彻底被中法双方汹涌的「民意」弄了个里外不是人。
束手无策之下，他方才回想起李鸿章当初「不能轻以一死塞责」的提醒，立即急电这位看上去比自己更擅长处理洋务的学生来收拾残局。
1870 年 9 月 18 日，李鸿章星夜兼程，赶到天津署理直隶总督（即代理直隶总督），专办天津教案。
曾国藩则在同一天转任两江总督，黯然离开了天津。
踌躇满志的李鸿章跟心力交瘁的曾国藩都没有意识到，他们交接的除了「天津教案」的处置权之外，还有清政府汉人第一权臣的地位，和未来 30 年中国外交的指挥棒。
4
在法国代表罗书亚眼中，清政府到底派谁来谈判他根本无所谓，他笃定清政府的所有官员，都是早已在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中被吓破了胆的懦夫。
在早先与曾国藩的较量中，面对始终对自己避而不见的对手，罗书亚就曾经编造过「法国将在青岛征招四千外籍士兵来天津」的假消息，果然成功迫使曾国藩坐到了谈判桌上。
因此，面对同样到了天津后对自己避而不见的李鸿章，罗书亚一边嘀咕着「中国官员果然都是只会逃避的窝囊废」，一边故技重施，命令在青岛、烟台等地的法军军舰统一向天津集中，同时向李鸿章发出了最后通牒：
限 10 日之内展开谈判，否则就要从国内增调陆军赶赴天津开战，将天津化为焦土。
事实证明，罗书亚猜中了开头，却没有猜中结局。
当最后通牒到第九天的时候，李鸿章果然主动来到了法国领事馆，但等到志得意满的罗书亚大大咧咧往谈判桌上一坐，才发现这位主动「送上门」来的新任天津教案全权代表，并不是来商讨天津教案的，而是来请教问题的。
眼看罗书亚坐定，李鸿章二话不说从怀里掏出了一份英文报纸，带着满脸求知若渴的神情，诚恳的向罗书亚请教：
据这份报纸上的消息，在欧洲战场上，9 月 2 日普法双方在色当展开决战，结果法军十万人全军覆没，法皇拿破仑三世已经在战场上向普皇投降。这消息不知是否属实？
如果属实，在这种情况下，阁下所说的将会从国内增调到天津来的陆军将从哪里调来？
法国将如何在皇帝被俘的情况下，在遥远的东方再打一场战争？
这个世界上最有杀伤力的语言，一定是带着笑容说出来的。
李鸿章一番文质彬彬的提问，差点没把罗书亚活活噎死。
其实自 7 月 19 日普法战争正式开打以来，法军在战场上就始终在节节败退。
不过一方面，在当时的通讯条件下，欧洲到中国之间信息传递会有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差；
另一方面，当时的中国官员也基本不会特意留心国际局势。
所以从天津教案谈判开始以来，居然根本没有中国人在谈判桌上提到过法军的窘境，反而始终在罗书亚虚无缥缈的军事威胁下患得患失。
但这次色当战役的结果实在太过惨烈，即便中国官员不关心，很快也会成为其他国家外交官员们口中的谈资。
罗书亚之所以要火急火燎地定下十日通牒，就是想要在消息传递到中国之前就完成天津教案的谈判，把生米煮成熟饭。
但让他没想到的是，此时的李鸿章跟他以前见过的那些坐井观天、因循守旧的传统官僚，根本就不是一个物种。
这位 39 岁才熬出头的「老秀才」，政治生涯的起点就是七千淮勇孤军深入上海租界，击退了围攻而来的李秀成太平军。
在随后的几年间，李鸿章的淮军就是在同上海租界的各类外国代表、军官、商人激烈的博弈中不断发展壮大的。
在跟「洋人」的不断交锋中，他也总结出了一套「用翻云手，使痞子腔」的外交策略。
核心观点就是表面上必须要蛮不讲理胡搅蛮缠，让洋人「畏威」；私底下则要发挥中国数千年积累下来的厚黑学精髓，抓住「夷性好利」的弱点，以夷制夷，分化瓦解。
为了用好这一套外交策略，李鸿章最擅长的就是利用各种信息源，不断搜集各种外交新闻跟小道消息，这才能够不断利用各国之间的矛盾与利益来投其所好，为己所用。
法国 9 月 2 日色当兵败的消息，李鸿章 9 月 18 日赶赴天津之前就已经获悉，否则他也不会上赶着，在曾国藩焦头烂额之际来天津火中取栗。
眼见罗书亚被自己开头一闷棍打得哑口无言，李鸿章一点没客气，继续操起板斧砍了第二下，拿出了俄国公使已经签字的天津教案赔偿条文。
在天津教案中，有三名俄国人「无辜躺枪」，遭到了误杀。
但是俄国此时的利益只在远东而不在天津，跟法国搅和到一起其实只是为了求财。
于是在李鸿章充满「清朝特色」的重金「商谈」下，俄国公使很爽快地表示只要求经济赔偿，不要求抵偿人命，双方很快签署了赔偿俄国白银三万两的协议。
按理来说，两国之间的秘密协议，是不能向第三国公布的，但李鸿章表示我是痞子嘛，我也不懂，就是想让你看看，人家俄国死了三个人，只要求赔了三万两白银，根本就没要求抵命。你们法国死了 17 个人，却要求我们赔偿百万白银，还要政府官员来抵命？
同样是兄弟，做人的差距怎么这么大呢？
没等罗书亚想起来这句台词到底来自《卖拐》还是《卖车》，李鸿章已经慢慢悠悠砍出了自己的「第三斧」。
他语重心长地劝告罗书亚，惩治中国官员这件事兄弟劝你是别想了，就在你发出最后通牒那天，天津的官员们已经自发凑了两万两白银的路费，送天津知府张光藻、静海知县刘杰这几个哥们离开天津了。
兄弟不才，也凑了 500 两！
你要给面子，咱们将来出条文时，我就把这几个人写个充军；你要不给面子，那您派人去找吧，中国大着呢，你能找回他们来，我这马上就判他们死刑，惩罚他们不藏好！
三板斧砍完，李鸿章打完收工，只剩下罗书亚一个人风中凌乱：
资料上李鸿章是安徽人啊，为什么说起话来满嘴的天津味？
尽管口音听起来怪怪的，但罗书亚明白，在这位李都督「翻云覆雨手」的操弄下，天津教案谈判的主动权，已经彻底不在自己手里了。
9 月 25 日，在李鸿章又先后跟英、美两国达成赔偿协议后，只剩下自己孤家寡人的罗书亚，被迫同意放弃之前提出的所有附加要求，在曾国藩之前提出的「赔银不超过 50 万，处斩不超过 20 人」框架下继续开始谈判。
5
这边搞定了罗书亚，李鸿章并没有感到一丝轻松。
隔岸观火目睹了曾国藩在津门身败名裂的全过程后，他深知要想在这场外交纠纷中功成身退，功夫还要在外交之外。
在同法方外交谈判重新开始后，李鸿章果断跳过了关于赔偿金额跟惩治人犯等重要问题，而是先敲定了「派专使赴法赔礼道歉」这一细节问题，然后立即任命依然滞留天津「帮办」的崇厚为出使法国钦差大臣，让他麻溜滚蛋。
崇厚表示你连对法赔偿的价格都没谈妥，我凭什么现在就得启程？
李鸿章呵呵一声，表示就凭你就降级后没我官大啊。
崇厚前脚刚走，李鸿章后脚拿上就以筹措对法赔款为由，将洋务派在天津苦心经营多年的工厂、商号拆的拆、卖的卖。
尤其是崇厚当时在天津组建的一支颇具规模的全套外国枪械军队，也尽数遭到了遣散，武器装备全部落到淮军手里。急得远在北京的恭亲王奕忻满屋乱转，却终究无可奈何。
一边肃清掣肘，另一边李鸿章牢记曾国藩一着不慎惨遭「网暴」的教训，无师自通地学会了「买通稿」。
在中法双方重启谈判后，上海租界的数家中外文报纸，突然开始连篇累牍地报道中法谈判的「内幕秘闻」。
比如在曾国藩最初跟法方的谈判记录中，中国赔偿给法方的 50 万两白银中，有 25 万两是给予教案冲突中死亡的法方人员家属的抚恤金。
在中法谈判过程中，就有上海报纸突然以长篇纪实的方式，绘声绘色地报道了在谈判中李鸿章是如何强硬地表示：「恤银不抵命，抵命则不恤银」。
如果法方要求处斩的中方人员高于法方死亡人员，那么中方给予法方的经济赔偿也要酌情减少，最终成功将死刑犯的数量从 20 人减少到 16 人，捡回了几条中国人的命。
末了，报纸还遗憾地表示，都怪曾国藩当初应允法方的价码太高，如果最初朝廷就派李鸿章去谈判，那么最后绝不至「以中华之性命结外邦之欢愉」。
至此，前期谈判不利的黑锅全甩给了曾国藩，洋务派的大本营被拆了个干净，法方被识破「诈和」已无心恋战，舆论主动权又始终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李鸿章这才敢擦一擦额头上的汗，向真正的庄家慈禧太后汇报自己的谈判进展和处理意见。
不出意料，幕后的最大赢家慈禧，态度鲜明地称赞了李鸿章的办事能力，几乎全盘肯定了李鸿章的处理意见。
这场历时近百天的重大外交纠纷，终以清政府赔偿法国白银 40 万两，将天津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充军，将为首 16 名肇事者处以死刑而告终。
即便已经大功告成，把「痞子手段」玩上瘾了的李鸿章依然没打算收手，明摆着欺负当时欧洲人看黄种人都长一个模样，在行刑前偷偷用监狱中的死刑犯，将大部分天津教案中被判处死刑的群众都替换了下来，实打实玩了一出「李代桃僵」，最终实际被处斩的肇事者为 8 人。
当然，这些明明都是背地里进行的秘密勾当，偏偏就被上海报纸的「内幕秘闻」演绎了个活灵活现，照例为李鸿章赢得了朝野上下的一致赞誉，以至于他的政敌左宗棠也在评价天津教案时由衷地表示，李鸿章「有胆有识，有勇有谋」。
1870 年 10 月，李鸿章被正式任命为直隶总督，兼任北洋通商大臣，凭借着处理天津教案所得到的极大认可，「坐镇北洋，遥执朝政，凡内政外交，枢府常倚为主」，成为了慈禧太后执政中后期名副其实的清政府外交第一人。
6
天津教案的成功斡旋，除了帮助李鸿章在政坛青云直上外，最大的作用是让他见到了一个更为广阔的国际外交舞台。
李鸿章开始意识到，原来「西方列强」之间也不是铁板一块，自己那一套「用翻云手，使痞子腔」的外交手段，在国际外交中去「以夷制夷」完全够用。
想透了这一点，在李鸿章前期的清政府外交政策，完全摆脱了曾国藩时期「兵来将挡，水来土掩」，被动挨打式的绥靖外交，开始尝试在国际舞台上主动出击解决问题，并取得了一些外交成果。
但是客观来说，李鸿章的外交策略看似长袖善舞，八面玲珑，却其实始终没有脱离中国传统士绅大夫的思维局限，总是抱着「洋人畏威，夷性好利」的想法。
一方面总想摆出「天朝上国」的架子盛气凌人，一方面又对传统的朝贡体系念念不忘，总是试图用金钱跟利益去「赎买」主权，始终没有真正理解和掌握近代国际外交条约体系约束下的国际秩序。
也许正如李鸿章的另一位政敌梁启超所说，李鸿章是时势所造的英雄，而不是造时势的英雄。
当清王朝实力犹存，外交政策却晦暗不明时，李鸿章顺应时代脱颖而出，还能够凭借着敏锐的外交嗅觉跟实践经验，尽可能地维护清政府的外交利益。
但当自己国家的实力再也不足以支持他的外交政策时，李鸿章也就变成了《马关条约》和《辛丑条约》中那个永远的失败者和失意者，只能哀叹「总之当一日和尚撞一天钟。那一天钟不鸣了，和尚亦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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