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冲击中，全球主要经济区域åƒ均表现出下行的趋势，包括但不仅限于美国、欧元区、日本。
有经济增长停滞但伴随高通胀的，有深陷债务压力的。
然而有一个经济体却奇迹般的在疫情冲击中迅速恢复过来，二季度的 GDP 增长实现 7.72，领跑东盟的经济增长。
越南。
国际资本普遍对越南今年的经济增长持较高的预期。
那么越南是个例还是众多经济体中普通的一个呢？
越南并不是特例，甚至是在摸着兔子过河，很多政策都有我们经济体的影子。
如果倒退回去几十年，你会发现，高经济增长都伴随着一个现象：
承接全球的中低端产业链，从而促进内部工业化和劳动力红利的释放。
制造业上去了，商品产出就增加了，利润上去了，居民的收入也逐步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
这种承接中低端产业链的经济体中，我国也不是第一个，越南也不会是最后一个。
更加现实的是，鲜有中等收入国家跨越中等收入，进入高收入和发达国家行列，更多的是跌入中等收入陷阱之中。
什么是中等收入陷阱？
主要是指欠发展中国家的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水平以后，不能实现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导致后续增长不足，陷入长期增长停滞的状态。
前面的经济体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后边又有欠发展中经济体补上。
大家都在摸着前面的前辈过河，进入中等收入越来越快，自然陷入中等收入的速度也就会加快。
比如资产泡沫、贫富分化、公共服务缺失等等问题。
那么，这些欠发展的经济体是如何进入中等收入行列的？
又是因为哪些矛盾的积累，导致它们最终跌入中等收入陷阱的？
以及这些经济体想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要在哪些方向布局？
经济全球化中落后经济体的机遇
首先，落后经济体的产业从哪里继承呢？
经济全球化是由发达国家主导的，诸多经济体参与的全球性经济活动。
典型的特征便是技术、资金以及产业链向发展中国家转移。
借助发展中国家的廉价资源增加商品的产出降低成本。
而这些资源中，有我们都知道的劳动力红利，环境代价以及能源成本。
我国是经济全球化和产业转移中最大的受益者之一。
迅速上位全球最大的制造业产能国以及坐稳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
庞大的工业产能也是未来东西方博弈的关键筹码。
当然我国不是第一个承接西方产业转移的经济体，也不会是最后一个，产业不断地在各个经济体之间迁入迁出。
为了理解这个问题，根据工业化水平和发展阶段的不同，我大致把全球经济划分为三个阶层。
第一梯队，以美国欧洲为代表的早期工业化国家；
它们占据技术壁垒、金融优势、军事能力乃至于舆论文化霸权等积累先天优势。
在经济全球化和产业转移中扮演主导的地位，同时在经济全球化的蛋糕不断做大中占据分蛋糕的主导权。
第二梯队，是以劳动密集型，中低端制造业为代表的发展中经济体；
由于发展起步晚等客观原因，并不能在工业化和技术壁垒上占据先机。
欠发展经济体的选择并不多。
要么在全球化中承担能源矿产等原材料供应，比如俄罗斯中东等经济体；
要么依靠对廉价劳动力的挖掘承担中低端加工环节分工，比如近年的东南亚。
第三梯队，则属于贫穷经济体行列；
贫困、战乱、疾病、以及教育都是相互影响的，缺乏稳定的内外部环境，连低端产业链都很难建立。
基础教育普及缺失，人口无法转化成劳动力，主导产业转移方向的国际资本也是望而却步。
甚至连农产品竞争力都无法与初步工业化的国家相比，这些经济体往往被排除在经济全球化之外。
工业化是经济体高速发展的基本支撑，经济体们都想要完成工业化。
第一梯队基本上都是早期工业国。
老欧洲靠殖民主义，美国靠金融和技术壁垒。
很长一段时间都主导了全球经济的走向。
而第二梯队的经济体则没有太多的选择。
他们不可能对外扩张维持高速工业化，只能靠内部有限的资源和外部的协助，实现技术和财富的原始积累。
经济全球化，就是一辆最好的顺风车。
人口红利配合工业化实现中等收入
那么欠发展中经济体如何搭上经济全球化的顺风车呢？
从历史的经验来看，加大对外开放，创造有利于吸引外资的国内经济环境，利用国际资本和技术加速内部的经济增长和工业化进度。
在很多人看来，一味的讨好外资，这不成了跪着要饭的吗？
考虑到经济基础，如果经济发展可以让几亿十几亿人脱困，促进内部产业链建立，也可以理解为卧薪尝胆。
回到正题，承接这些国际资本和技术，大致需要以下的几个条件：
1、政局稳定；从投资角度来看，不确定性带来投资风险，国际资本可不是做慈善，如何保障其投资安全是吸引外资重要的先决条件，比如国际资本对阿富汗这样的经济体避而远之。
2、劳动力红利；首先需要有劳动人口，其次人口不等于红利，即便是中低端产业链，也依赖平均教育程度，劳动力红利便是一座金山，一般需要提前十几年布局义务教育。
3、宏观政策倾斜；为了让自己比其他竞争者更具有吸引力，除了政局稳定保障收益，劳动力红利提供利润以外，往往还需要加入宏观政策的扶持，比如土地使用、税收等优惠政策，还有可能的出口退税，尽可能地让利给国际资本和技术提供者。
你是不是越看越像跪着要饭的？
现实毕竟不是童话，落后就要挨打。
过去欠发展的经济体面临的是殖民主义，现在文明了，取而代之的则是更加隐蔽的蛋糕分配方式和金融工具，这便是全球经济运转的残酷现实。
也就是说，欠发达经济体可以通过宏观资源的调配，对外开放和让利承接中低端产业链，让更多的劳动力红利得以释放，迎来一个高速增长的阶段。
迈入中等收入行列，其范围相对比较宽。
根据 2018 年的收入分组标准（不同年代标准不同），人均国民总收入高于 996 美元，低于 12055 美元之间的都可以归入到中等收入国家。
在这个标准下，第二梯队的经济体可以通过外资和技术快速的实现。
以越南为例，在 2009 年突破 1020 美元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
为了进一步加速经济增长，以越南为代表的东盟各国在积极承接产业转移，创造相对稳定的内部和外部投资环境。
钱来自外部投资和内部工业化产出的利润积累，技术和产业来源于外部的转移，自己更多的是提供劳动力红利。
从人口结构上来讲，东盟相对年轻一些，其中越南的 15~65 岁之间的劳动主体在近十几年依旧可以维持在 70% 左右。
当然，人口不等于红利。
越南在 2001 年普及 9 年制义务教育，到 2010 年以后，人口结构结合义务教育是工业产出的关键，为各个环节输送利益。
东盟在疫情冲击中，依旧保持相对良好的增长。
其中越南二季度 GDP 增速达到 7.7%，且世界银行预测 2022 年预计可以实现 7.5% 的增速。
当然这不是越吹，增速在那里是客观的，尤其是全球经济下行相互比烂的今天。
然而，想要靠这点增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也是极具挑战的。
不到 3000 的人均国民总收入，离进入高收入经济体还差三倍不止。
即使每年这个增长率也要大几十年才有可能。
你很难保证在大几十年的时间里，是意外和积累的风险先来，还是能够稳定的进入高收入经济体？
这种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发展模式 2 个基本特征：加速工业化和劳动力红利的释放，让经济体进入高速发展阶段，并且伴随着居民收入逐渐迈入中等收入行列。
进入中等收入并不是太难，难的是经济体进入中等收入之后所要面临的挑战。
高经济增长掩盖发展问题，停滞伴随着矛盾激化
进入中等收入水平以后，却鲜有经济体跨越中等收入进入发达国家。
其原因比较多，但从结果上来看，经济高增长掩盖的问题在经济停滞后集中爆发。
其中第一个表现则是贫富分化加剧带来的社会僵化问题。
当经济高增长时，蛋糕源源不断地被创造出来，劳动者和分配者都可以从中获的财富的增值。
比如增量 100 份，刚开始的时候极少数人拿走 50 份，还能留 50 份给劳动者分配。
逐渐的少数既得利益者胃口越来越大，拿走了其中的 60 份，70 份甚至 90 份。
而多数人则在增量中分到的蛋糕越来越少，为了生计疲于奔命。
逐渐的先富的群体资本积累就会与劳动者拉开，用钱来赚钱，结果是拿走了更多的增量。
大家以为的财富分配最多是 0~100，也就是前 10% 的人占据 90% 以上的财富。
比如李四负责生产，张三负责分配，当生产 100 个梨的时候，大家想着最多是张三拿走 99 个，李四分 1 个。
然而这个故事在现代金融体系下已经变了。
张三拿走了所有了梨子，而李四想要吃梨，还要向张三赊账来获得梨子。
张三也不白借，今年借 5 个梨子，明年要还 6 个。
然而到了第二年李四劳动生产的梨又会被张三拿走，只能借更多钱来买梨。
没钱消费可以去找张三们借钱，结果是李四们的负债变得越来越多。
李四们的负债又变成张三们的财富收益，这就是资本收益压过劳动收益。
财富结构朝着张三们占据 100% 以上的财富。
而李四们却是负数的财富，意味着要用未来的劳动收益来偿付这些债务。
结果是穷者越穷、富者越富。
当然还会有既得利益者站出来说，还不是因为李四们不努力。
这便是经济发展往往伴随着贫富分化、阶层固化以及社会僵化。
劳动也未必得到相应的收益，人们不再努力甚至想要躺平，生产消费活动大幅度下降，成为限制经济发展的硬骨头。
过度的贫富分化往往还会导致社会的稳定性降低，让国际资本的投资不那么安全。
这就跟前面提到的，欠发展经济体吸引外资的前提相悖了。
第二个问题则是金融体系的脆弱，盲目的信贷扩张导致经济泡沫积累。
为了维持经济高增长，不少经济体开始引入债务来刺激经济，不限于外债以及扩张的内债。
由于蛋糕分配的问题，多数人虽然获得了中等收入，但勉强应付基本生活保障，无法转化成消费能力。
没有消费能力，内部的商品和货币流转就会出问题，市场热度下降。
就好比张三生产洗衣机，李四生产电视，都没钱消费对方生产的商品，张三和李四的收入都会下降。
这时便有了鼓励信贷的措施，没钱消费，可以借钱啊。
市场借的钱越多，可以用来投资和消费的体量就越大，市场也就活跃起来了。
这便是内债，而相应的政府为了上大项目，还会向外部透支借钱，这就是外债。
然而，居民拿到钱未必去消费，市场热钱过多除了推高通胀外，更显著的是推高了资产价格，比如股市和房地产。
如果是你，看着不断上涨的投资品，你会借钱消费还是投资房子呢？
市场用脚投票，大量的信贷进入到房地产和股市中，过度的投机导致资产泡沫高涨。
再看政府举债，理想情况下是用在利好经济长期发展和民生上，但现实中各个环节上盘踞着既得利益者。
这就导致政府借的钱很难用在刀刃上，最后极有可能转化成少数人的收益，长期积累了尾大不掉的政府债务。
信贷的扩张、市场的投机、政府部门货币的低效应用，综合导致了经济体金融体系的脆弱，很可能形成系统性的金融风险。
比如 1997 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历次拉丁美洲的金融危机，都有过度依赖举债做增长后积累的风险爆发有关。
第三个问题则是公共服务的缺失，经济增长无法为居民提供反哺保障和安心。
居民为什么喜好储蓄，最大的原因是谁都不可信，靠山山倒。
本该由政府部门出面，对高收入群体征税，对低收入群体进行保障，增加基础公共服务的供应。
这样居民对未来的乐观会增加投资和消费的意愿，同时增加抗风险能力。
然而与第一个原因相关，政府部门无法对财富结构的上层的张三们动刀，既得利益者的掣肘以及管理能力的不足。
让本该提供的医疗、教育、公共卫生等资源的欠缺，有些经济体甚至是向中下层动刀，让本就不稳定的财富结构更加失衡，积累矛盾。
最后一个则是技术壁垒迟迟不能突破，这个问题既有外因，也有内因。
第一梯队的经济体主导了经济全球化的产业转移，但资本的根本目标是赚钱而非自己培养一个竞争者。
做法是第一梯队经济体会在其转移的经济体中设置壁垒，甚至直接进行打压。
手段中包含了舆论、金融、关税、限制高科技企业国际化等等。
而内因则更多是买办利益集团，这些群体在欠发展经济体承接国际资本之前就存在。
随着国际资本和产业的涌入，这些买办集团充当内部马前卒的角色，并从劳动力红利中分得一杯羹。
在经济高速增长中也成长为强大且顽固的既得利益者，并且足以影响到政策的制定。
典型的特征便是造不如买，买不如租，逐渐的失去产业转型的机会。
此外，21 世纪是金融精英们的最好时代，往往产业升级中的技术积累需要坚实的基础，一步一个脚印。
然而金融精英们非常善于 ppt 创新，包装一个项目用嘴可以把研发周期缩短到原本的几分之一。
让有限的资源流入到这类虚假创新中消耗，且存在对实际研发的劣币驱逐良币效应。
内部外部阻力叠加起来，让中等收入国家的产业升级举步维艰，很容易功亏于溃。
核心问题其实还是是蛋糕的分配，几十年的发展红利变成极少数人的收益，积累的发展红利无法再应用到产业升级上。
当经济高速增长时，这些矛盾被掩盖，一旦增长停滞，各种矛盾一并袭来，导致严重的经济衰退。
并且伴随着劳动力红利的耗散，人口结构、财富结构以及环境的代价不可逆转，从此便失去了再次高速发展的机会，陷入长期的低增长中。
这就是为什么鲜有发展中经济体能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步入发达国家行列。
资本、技术迁出，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当然这个事情还没有结束，社会矛盾激化打击国际资本的投资安全。
根据普遍的规律，工业化、城镇化、平均受教育水平都会改变人口结构。
然而，经济体非常依赖对人口红利的挖掘。
当人口结构上移，伴随着老一辈劳动者退出生产后，很容易呈现老龄化。
再加上政府为了维持增速不断扩大财政赤字，也没有能力为外资提供资源让利。
这时，发展中国家承接中低端制造业的三个重要前提：政局和社会稳定、劳动力红利、以及向外资让利都不复存在。
这些中等收入国家就会面临尴尬的处境：
劳动力性价比无法与低收入国家竞争，技术附加值高的商品缺失，也无法和发达国家竞争高端市场。
国际资本发现利润不在了，产业纷纷迁出中等收入经济体。
这类中等收入国家依赖廉价劳动力，赖以生存的蛋糕产出的模式就会崩溃。
然而，买办并不会随着经济体的下行或者社会稳定而湮灭，积攒了足够的资本转移出去。
即便是贸易顺差国，也无法承受既得利益者转移财富对外汇储备的冲击。
最终结果是，本国产业流失丧失经济增长的支柱。
劳动者在中等收入时期没有实现财富积累，老龄化以后又缺乏政府的公共服务，进入凄惨的老年阶段。
年轻人经历了中等高等教育，经济体缺乏产业支撑时无法为毕业的年轻人提供一份体面的工作，变成了社会的不稳定因素。
此外还有信贷扩张时期欠下的债务，系统性金融风险在经济下行中压力增加，甚至出现金融危机。
往往还伴随着腐败多发、效率低下、政策刺激失灵、环境破坏等问题。
经济体的抗风险能力下降，稍微的内部和外部黑天鹅都可能引发矛盾的激化，比如国家破产。
稍微好一点虽然不会陷入衰退，但也表现为经济长期陷入增长停滞。
那么有没有办法转出中等收入陷阱呢？
如何转出中等收入陷阱
从亚洲来看，普遍认为有三个经济体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日本、韩国以及新加坡。
韩国比较特殊，由于其特殊的地缘政治问题，得到了美国高端产业的扶持，结合集国家之力打造出一批高附加值产业。
大家耳熟能详的三星、现代、LG 等国际知名的品牌，其中三星一个便占据韩国 GDP 的 1/4 左右。
但也有问题，财阀势力过大导致的诸多问题。
比如世界最低的生育率之一，有可能成为消失的民族，极高的贫富分化和资产泡沫，底层几乎看不到希望等等。
但韩国的模式对其他经济体不能形成主要的参考意义。
因为绝大多数中等收入国家并不会被美军驻守，也并不会获得美国的高端技术支持。
再谈谈日本，日本战前便拥有较为完整的工业基础，再加上上世纪 60 年代开启的制造业扶持，很快就抢占了国际的高端市场。
即便经历了 90 年代的资产泡沫破裂，依旧维持了很长时间的世界前第二大经济体位置。
如果本身就有较高的工业化程度，也不太需要担心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日本模式也无法成为其他经济体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模板。
最后是新加坡模式，和日本与韩国的高附加值商品有一些不同。
新加坡没有美国可以靠，也没有原本的工业化来支撑，可谓是白手起家。
因为新加坡人口有限，不可能支撑较为完整的工业产业链，所以把重点放在了对外吸引高层次人才招引、更强大的公共服务体系以及打造东南亚金融中心。
首先新加坡具有比较宽松的生育政策和扶持，加上丰厚的对外人才招引政策，让其人口结构一直处于较好的状况。
从 1965 年至今，半个多世纪人口基本维持在 2% 以上的增长。
其次是加大政府的公共支出，主要集中在公共医疗、教育以及国家发展上。
根据公开的数据，新加坡政府在 2010 年到 2019 年近十年间。
医疗支出从 40 亿新元增加到 120 亿，翻了 3 倍。
教育支出从 100 亿增加到 130 亿，与国防支出相当。
国家发展资金从 24 亿增加到 36 亿，主要应用在改善居民居住的公共住房补贴上。
还记得中等收入陷阱的其中几个问题吗？
人口结构失衡、公共服务缺失，以及资产泡沫对经济体未来的侵蚀，都是非常难以逾越的问题，新加坡在这几个方向上都有一定的动作。
根据国家高端智库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与英国智库 Z/Yen 集团共同编制的「全球金融中心指数报告」的排名中，新加坡总是能够稳居前十的位置。
甚至在 21 期的排名中坐到了第三的位置，超越了传统亚洲首席的香港。
这是前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日本都未能达到此地位，韩国金融地位更是望尘莫及。
这种成就，是一个人口仅有 560 万的经济体做到的。
同时金融取得的地位可以很大程度上贡献经济体的高附加值利润。
从人均 GDP 上也能看到差距，2021 年日本人均 GDP 为 3.96 万美元，韩国为 3.47 万美元，而新加坡可以达到 7.28 万美元，更是拉开跟亚洲其他经济体的差距。
总结新加坡的特点，注重外来人口引进，有钱的和有才的都要。
这里简单分析了三个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案例，虽然各个经济体的差异很大，但大致能够总结出来几个关键点：
1、技术壁垒的突破与建立高附加值产业
随着中等收入国家度过几十年的高速增长和对劳动力红利的挖掘，劳动力红利逐渐缺失。
企业为了维持竞争力，不断地增加劳动时长以降低劳动成本。
劳动者增加时间所能刺激的经济增长边际已经不明显了，反而进一步加剧了出生率的下降。
无法阻止劳动力红利的消散和中低端产业的转移，迟早要面临产业结构升级的挑战。
中等收入国家必须要在人口红利消散之前布局产业升级，动用宏观资源来向高附加值产业倾斜，比如政府补贴和减税降费。
不能等到增量财富做不动，存量财富被浪费在无效的内耗上以后再去做调整，已经错失了产业转型的机会。
当然这个难度会非常大，对外存在第一梯队经济体的打压，对内也有出清阻力，难度越大，收益越高。
2、内部分配改革打破既得利益者的阻碍
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几乎都伴随着财富结构的失衡。
准确来说是发展红利无法返还给多数人，导致的资源过度集中在少数人手里无法流转。
解决办法自然要对顽固的既得利益者动刀，让发展红利更好地再投入到生产和消费中。
其中最直接的办法便是税收体系改革。解决宏观资源调配的钱从哪里来的问题。
中等收入的劳动者除了维持基本生活以外，很难再贡献税收，然而在多数的经济体中，税收总是在给这些群体身上加。
所以政府往往需要克服阻力，改善资产收益与劳动收益的比重。
现实中越是有钱的群体越懂得钻漏洞，增加对高收入群体的查税力度。
有时一个人的逃税漏税可能顶的上数万甚至数十万中等收入群体所缴纳的税收。
其次对资产征收持有税和利得税，比如常见的房地产税，占有超过其需求的资源就要为此缴纳更多的税收。
最后一个则是离境税，买办群体在劳动力红利中分配到利润后，并不会跟着经济体一起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而是在大船漏水沉没之前，尽快变现资产冲击外汇。
结果几十年劳动力红利创造的产能出口掉，积累的财富被收割转移出去，内部只剩下深度老龄化和残缺的产业链。
3、抑制经济金融化、产业空心化趋势
21 世纪赚钱最快的莫过于金融，第一梯队也因为经济金融化而导致了 08 年的金融危机。
然而，一些缺乏高端产业、本币国际化的中等收入经济体也跟着玩经济金融化。
各式各样的金融创新与落后的监管形成鲜明的对比。
往往因为过度的信贷扩张一方面积累政府债务，另一方面积累资产泡沫。
民众沉溺在资产泡沫的投机中，比如过热的房地产投资。
而前者的收益来源于后来者的负债，信贷支撑着经济体的繁荣。
大量的有效资源流向金融投资品，相应的就会对制造业产生挤压。
都想赚快钱，而真正为经济体不断创造利润的则是制造业，尤其是中等收入国家的经济基础。
经济脱实向虚，欠的债总是要还的，创造出极大的系统性金融风险。
所以必须要谨慎选择政策工具，不要盲目地进行信贷扩张。
对金融行业设置较为完善的监管制度，以防止对实体的挤压。
4、宏观资源向年轻群体倾斜
最后，经济体的产业升级和未来，总是要靠掌握新一代技术的劳动者参与的。
然而现实中分蛋糕的问题、资产泡沫问题、公共服务短缺的问题、深度老龄化的问题都会是一座座大山压在后来的年轻人身上。
导致的结果就是生育率进一步下降，人口结构极快速的失衡。
经济体的未来被透支，没有年轻劳动者补上，产业升级就无从谈起。
所以中等收入国家，在蛋糕还能做出来的时候，提前布局给年轻人让利。
这时可以参考上面提到的新加坡模式，政府加大对公共服务的支出以缓解居民的压力。
其次增加对教育行业的支持和做好教育公平问题，为阶层流动敞开通道。
最后的最后，也是非常重要的，保证政府部门的资金使用效率，让钱真的花到有利于促进经济民生上。
如果仅仅画饼是远远不够的，几十年的发展红利应该向未来倾斜。
而不是允许既得利益者建立阶级流动的鸿沟，阶级固化则意味着丧失经济活力，既得利益者守着那点靠人口红利积攒的发展红利，吃不了多久的就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与其随着时间白白消耗掉，不如大刀阔斧的把这些资源拿出来补贴年轻群体。
虽然触动了既得利益，换来的是经济体一个充满潜力的未来，才能真的实现中等收入陷阱的跨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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