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朋友不听话，该打屁股了」邓小平在 1979 年 1 月访问美国期间，对当时的美国总统卡特说出了这句话。
其实这明显是一种试探，想要知道中国一旦绝对展开对越自卫反击战，那么美国是否会采取干预手段，若是干预，又会怎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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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特总统虽然没有明确表态，但这种情况下【不反对】等于赞同。
1979 年 2 月 12 日，中共中央军委下达《中越边境自卫还击作战命令》，决定于 2 月 17 日拂晓，从广西、云南方向同时发起对越作战。
1979 年 2 月 17 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访问记《是可忍，孰不可忍——来自中越边境的报告》，实际上是对全世界宣布了中国的最后抉择。
对于本次战争的起因，中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表示「 越南政权三番四次挑起边界事端，严重地骚扰了中国边民的日常生活和生产活动，中国一再发出警告，越方却置若罔闻，一意孤行，中国政府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被迫发动边界自卫反击战，对越南实行惩罚。」
为毕其功于一役，中国军队显然下足本钱。
中央军委任命广州军区司令员许世友上将为东线广西边防部队总指挥，指挥东线集团第 41、42、43、54、55 军及欠 149 师的第 50 军；任命武汉军区司令员杨得志上将担任昆明军区司令员，指挥西线集团第 11、13、14 军和 50 军 149 师，进行对越自卫反击战。
出动的步兵就有近 30 个师，空军出动 774 架飞机，在边境地区执行巡逻任务。
空军高炮和地空导弹部队担负机场对空保卫任务，海军南海舰队在北部湾川岛以西各港口集结各型舰艇 120 余艘和海军航空兵作战飞机 170 余架待命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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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 年 2 月 17 日，中国人民攻占军东线 4 个军及大量配属保障部队近 12 万人在许世友指挥下分 14 路进入越南境内。
3 小时后，北集团突破莫隆，歼敌独立营，向通农县前进。
41 军 122 师从广西平孟方向攻击朔江，41 军 123 师 368 团从靖西方向进攻茶岭，42 军 125 师从广西水口关方向进攻复和。
同日，西线 3 个军及配属保障部队 10 余万人在杨得志指挥下，从云南边境的三个方向攻入越南。战争正式爆发。
2 月 27 日，中国军队转入第二阶段作战，即扫清占领区内的抵抗。东线 55 军从多个方向猛攻谅山市，经过 2 天战斗基本扫除了外围的防守越军，直逼谅山市区。
西线 50 军 149 师也分多路向沙巴越军发起穿插进攻，双方沿 10 号公路南北地区持续激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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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6 日，北部越军基本无力再战。
中国军队立即转入第三阶段，也是战争最重要的目的——惩罚。
中国军队下令将包括中国援助物资在内的大量设备、资源悉数装载运回中国。各个部队交替掩护、撤退。
3 月 12 日，东线谅山方向中国军队率先完成撤军。
3 月 13 日，西线云南方向的中国军队全部撤回了国境线以内。
东线高平方向的中国军队继续回撤，并在撤退路线上铺设地雷，以远程炮火掩护撤军，导致越军无法发动大规模追击行动。
3 月 16 日 22 时 20 分，最后一辆军车回到中国领土，东线中国军队完成撤军。
同日，中国宣布完成撤军行动，战争结束。
5 月 30 日，东线以许世友为总指挥的广州军区前进指挥部从南宁班师回到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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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战争时间很短，不到一个月，却让越南蒙受巨大的损失，以至于时至今日，越南依旧不愿意公布战争的伤亡数字。
中国方面估计，越南在战争期间损失了 57,000 名士兵和 70,000 名民兵，1636 人被俘，185 辆坦克被摧毁，还损失了 200 门重型迫击炮和火炮。
中国方面，一直坚持称呼这场战争为【对越自卫反击战】，越南方面则称为【北境保卫战】。
国际对这次战争的称呼，除了中性的【中越战争】外，还有一个名词——惩越战争，该名词对这场战争的定义无疑十分精准。
为什么邓小平需要和卡特说「打屁股」，为什么中国要惩罚越南？让我们把时间线转回十年前，回顾这场战争的前因。
从友好同志到喂不饱的豺狼
时间倒退到越南战争时期，中越关系非但不坏，反而十分密切。
1962 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答应向北越提供九万枝枪、炮开始，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始介入越战。
毛泽东说：「是越南需要的，我们就优先供应。」
中华人民共和国援助北越大量坦克、枪、炮，以及各种军需物资，甚至包括北越军的军装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方面提供的。
此外，中国人民攻占军还帮助训练北越军队，传授游击战知识，派遣军事顾问。帮助援建北越大量工业设施和铁路。
自 1964 年东京湾事件美国开始轰炸北越后，中华人民共和国于 1965 年春决定向北越派遣铁道兵、工程兵、高射炮兵等部队帮助北越抗击美军轰炸、铁路的抗轰炸抢修保障、建设重要公路、机场、以及红河三角洲及附属海岛的抗登陆紧急战备工程等设施。
此举使得北越军队得以腾出手来投入南方作战。
从 1965 年到 1970 年累计 32 万中国人民攻占军士兵被派往北越，巅峰时 1967 年有 17 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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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援越部队及援越工程技术人员等在越共计 1433 人牺牲（阵亡或病逝、意外事故等）、4200 余人负伤。
除了陆军炮兵第 63 师第 609 团的团长程玉山、团政委李万安、团参谋长王锡森团三人，作为在越牺牲者中职位最高的团职干部，遗体运回中国大陆安葬外，其他 1400 名牺牲者安葬在越南北部 57 座烈士陵园（现已合并为 40 座）。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越南大使馆武官处实地调查后编辑的资料编《中国援越抗战烈士名册》，安葬在上述越南烈士陵园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籍烈士有 1446 位；其中，抗法战争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顾问团工作人员 6 名，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越使馆和新华社工作人员 2 名，访越艺术团人员 8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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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这么做，除了希望保住越南这个南大门，避免其沦落于美军之手外，也有争取社会主义国家的因素。
随着中苏关系急剧恶化，甚至在珍宝岛兵戎相见。中苏的冲突乃至核战争似乎难以避免。
对此中国需要做两手准备：对内，建立三线工程抵御苏军的核弹，同时加紧研发核武器，以威慑莫斯科当局；对外积极展开外交攻势，尽可能拉拢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亲华国家。
以达到与苏联争夺社会主义内部话语权的目的。只不过苏联在硬实力上依旧占据绝对上风，导致中方的外交努力逐渐化为乌有。
中苏决裂，越南投苏
很多人都知道越南人选择背叛中国，但却不知道为何越南会背叛中国。其实这背后的深层原因，为中苏决裂，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选边站。
越南自然不会例外，尤其是击败美军后，越南在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的声望大幅度增长，一跃成为世界军事强国，不少越南人甚至认为自己的军事实力可以排「世界第三」。
但是，撇除夸张的部分，越南的地理位置和其击败美军的战绩也是实打实的。尤其它扼守中国南大门，随时可以与苏军形成对中国的两面夹击，这是中国领导人十分担忧的事情。
这种担忧随着亲中派在越南内部的权力斗争中逐渐落于下风而逐步增长。
1976 年，随着第一代中国领导人的逝世，一系列的政治风波下，中共对越共的影响力不可避免地削弱了。
越南亲苏派乘机崛起，开始排斥、打击那些亲华派的老同志。
在同年召开的越南共产党第四次全国大会上，著名的亲华派政客黄文欢未能当选越共中央委员，仅保留了没有实权的国会主席团副主席这一职务。
黄文欢自此失势并逐渐淡出公众视野，并遭到监听和监视。（在对越自卫反击战爆发后，逃亡中国避难，最后死在北京，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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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更有名的亲华派人士是越南的国防部长武元甲。
1924 年，流亡中国时进入云南讲武堂深造，毕业后回国。这段时间的师生情谊，让其成为了坚定的亲华派。在奠边府战役中成就「奠边府之虎」威名，后被授予越南的第一枚大将军衔。其在越南军队中的地位，大约等于朱德在中国军队中的地位。
1978 年前后，中越关系面临冰点，武元甲提出「要和中国同志缓和矛盾」，被黎笋暂停了国防部长职务。
但如此人物，亲苏派自然不敢像对待黄文欢那般对待他。在对越自卫反击战爆发后，越南当局将其提出核心决策圈，模仿斯大林对朱可夫的做法，将其「冷冻」起来。
这两位并非越南当局全部的亲华人士，却是战争爆发之际，还处于决策圈的亲华派。他们的处境也是众多越南亲华派的缩影——被打压、被清算、被排挤。曾经鲜血凝聚而成的友谊，随着他们的下台、失去权力，逐渐变得破碎。
当然，站在越南的角度看，他们这么做无疑也是为了国家利益。
彼时的中国刚刚从内乱中拨乱反正，政治风波导致中国的国力大损。
如果将外交比喻成买卖，中国作为买家是很难出得起苏联给出的筹码的。中国人给越南当局的确实不少。
1971-1975 年本就是中国对外援助占国民总收入（GNI）最高的时期。
这五年中国对外援助金额为 732.17 亿元、765.86 亿元、808.78 亿元、790.25 亿元与 820.88 亿元，总数为 3917.94 亿元。
在这 5 年中对东南亚的援助为 1700.39 亿元，其中给越南的援助为 1583.06 亿元，给柬埔寨与老挝的援助总额为 117.33 亿元人民币。
假定 117.33 亿元的一半（58.66 亿元）给了柬埔寨，大约相当于 21.97-27.78 亿美元。
对外援助的构成是：物资援助占 58.8%，成套项目（completeplant）和技术援助占 32.4%，现汇援助占 8.8%。
比如苏联人在《苏越友好合作条约》里直接给了越南 5 艘「别佳」II 级快速护卫舰，帮助筹建越南海军，以控制东南亚水域实现越南的小霸权之梦。（这 5 艘护卫舰一直服役至本世纪 20 年代）而彼时的中国海军自己都没有像样的海军，更别提给出战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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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暴欲来，柬越战争爆发
这场纷争本不会很快地爆发，但柬越战争让一切都提前了。
越南人虽然一直在孤立、打击政界、军界中的亲华派，但作为一个主权国家，越南的目的还是希望通过苏联强化自己的军事实力，达到制霸东南亚的目的，而不是真的去当苏联人的冲锋犬。
但越南明显的亲苏倾向，也让中国领导决定在东南亚地区扶持一个对抗越南小霸权的国家。
这个国家就是柬埔寨。
1975 年开始，中国大力缩减对越南的援助转而扶持柬埔寨，帮助其发展军事、经济力量，以达到制衡越南的目的。高峰时期，中国援柬工程技术人员达到数千人。部分历史学者甚至认为，若非中国援助，波尔布特连一周都坚持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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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打消中国「养出第二个越南」的疑虑，柬埔寨当局表态只接受来自中国的援助，而不接受其他国家的援助。
从结果看，柬埔寨确实做到了这点，中国收获铁杆小弟一枚。
只是柬埔寨的做大无疑威胁到越南在东南亚的利益，这是旨在称霸东南亚的越南无法容忍的事情。
1975 年后，柬埔寨与越南的双边关系不断恶化，柬埔寨当局开始大量清洗军队里与越南有关系的人。同时双方军队在边境线摩擦不断，柬埔寨军队在这个阶段大量袭击边境线上的越南平民。
1977 年 4 月 30 日、5 月 17 日和 5 月 19 日发生了更多袭击，造成 222 名平民死亡。
在 5 月 17 日的袭击中，红色高棉炮击了安江省的省会朱笃市。
1977 年 9 月 25 日中秋节，波尔布特军在柬越边境全线发起攻击，深入西宁省境内约 10 千米，杀害当地 592 名居民。1978 年 4 月 18 日，柬军在越南安江省知宗县巴祝社制造了巴祝大屠杀，全村 3159 人仅 2 人生还。
这些惨案给了越南人充足的开战理由。
1978 年 12 月，越共中央政治局、中央军委通过了讨伐波尔布特集团的决定。
1978 年 12 月 25 日，越军集中使用 18 个陆军师团又 15 个团(旅)、1 个航空兵师，共约 20 余万人的兵力对柬埔寨发动全面进攻。
军事行动总指挥是越南国防部副部长兼越南人民军总参谋长黎仲迅，副总指挥黎玉贤少将。
1978 年 12 月 25 日，越军首先对柬军仅有 1 个师设防的东北大区实施突破，沿 19 号公路向柬纵深进攻，于 1979 年 1 月 3 日攻占了上丁和戈涅。
越军沿 13 号公路进攻的部队在坦克配合下，分三路突破柬军斯努防线，于 1978 年 12 月 30 日攻占了桔井。
越军沿 7 号公路进攻的部队在投诚柬军 203 军区的配合下于 1979 年 1 月 2 日进至湄公河渡口洞里贝，渡河包围磅谌，1 月 5 日，越军部分兵力绕过磅谌西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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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军进攻金边及其东南的部队占使用总兵力的 80%，于 1978 年 12 月 27 日发起进攻。
其中，越军主攻金边的主力部队分兵两路，一路沿 1 号公路进攻，于 1979 年 1 月 3 日占领柴桢；另一路沿湄公河左岸北上进攻，占领波罗勉和干丹省，于 1 月 4 日进至乃良（1 号公路的湄公河渡口），切断了在柴桢地区的赤柬军后路，并推进至金边以东的三隆通。
沿 2 号公路与 3 号公路进攻的越军主力部队，于 1979 年 1 月 5 日已经攻占茶胶、贡布等地，并以一部兵力突入金边西南磅士卑，切断了金边至西哈努克港的 4 号公路。
1979 年 1 月 5 日至 6 日，越军从东、西、南三面逼近金边市。
1 月 6 日中午，西哈努克亲王与南斯拉夫驻金边外交人员等乘坐中国派去的波音 707 民航专机，从金边波成东机场起飞撤离。
赤柬部队守备首都的中央警卫师以及红色高棉党政机构被迫主动撤出金边，越军于 1 月 7 日 12 时 30 分占领金边。占领金边后，越军分三路沿交通线追击、占领柬埔寨主要城镇，日进攻速度 50-100 千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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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 年 1 月 10 日占领了西哈努克港。
沿洞里萨湖南岸的 5 号公路，越军由金边向西北柬泰边界推进，于 1979 年 1 月 11 日攻占了磅清扬、1 月 12 日攻占了马德望。
沿洞里萨湖北岸的 6 号公路，越军由金边向西北柬泰边界推进，于 1979 年 1 月 9 日至 11 日，相继占领了磅同、暹粒和诗梳风。
至此，越军占领了整个柬埔寨重要城镇及广大地区。毙俘赤柬部队 1.36 万人，缴获枪支 7000 多件，炮 200 门，车辆 800 台，坦克和装甲车 60 辆，飞机 51 架。
越军参战坦克和装甲车 600 余辆，飞机作战飞行 500 架次。越军至此几乎彻底打趴了亲中的柬埔寨，甚至开始扶持亲越政权。
中国军队参战，目的与战略
毫无疑问，中国军队此时若不参战，就会失去东南亚最为亲中的柬埔寨政权。
越南也会进一步做大，并极有可能在中苏开战的时刻「背后捅刀」。
另一方面，中国一旦对越南动武，也可以看出美苏这两个超级大国对中国究竟是和态度。
美国是否会如邓小平访美时，卡特总统暗示的那样，在这场战争中袖手旁观？苏联是否会悍然入侵中国东北和新疆，帮助缓解越南小弟的军事压力？
在刚刚开始改革开放的时代，一个稳定、和平的外部环境决定着中国的改革之路将走向何方。作为改开总设计师，邓小平有责任，也有义务为中国人民的未来攻打越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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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 年 2 月 22 日，新华社汇总了各国对中越战争的态度，证明了邓小平的推测是正确的。
世界各国的反馈大致可以分为 9 种：
1. 谴责中国，支持越南，并要中国撤军及停火——苏联、古巴、 波兰、 东德、 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蒙古人民共和国、阿富汗、南也门、埃塞俄比亚、安哥拉、莫桑比克、贝宁、刚果人民共和国和柬埔寨人民共和国（越南扶持的新政权），包括了苏联及其大部分卫星国。
2. 对中国表示遗憾，要中国撤军——老挝、印度，这类国家很亲苏，但不愿意彻底站在苏联那边。
3. 要求中国从越南撤军、越南从柬埔寨撤军——日本、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尼、菲律宾、伊拉克、土耳其、芬兰、挪威、英国、荷兰、意大利、南斯拉夫、罗马尼亚、美国、澳大利亚、北也门，这类国家基本为美国和其盟友以及伊拉克这类同时与中苏交好，本身也有一定实力的国家。
4. 对中国和越南都表示遗憾、希望越南和柬埔寨都能支配自己命运——西德、奥地利、瑞士、比利时、卢森堡、法国、爱尔兰、西班牙、希腊。当时法国退出北约已久，尚未回归，但【欧洲共同体】的概念已经逐渐形成，并成为今天欧盟的前身。他们奉行游走在美苏之间，同时保持自己实力的战略。
5．反对中国及越南的军事行动——瑞典、加拿大、新西兰，美国铁杆盟友但很白左的那类。
6. 呼吁谈判解决问题——孟加拉国、塞浦路斯、丹麦、冰岛、埃及、利比亚、马里、马达加斯加。
7. 公开声明不表态——葡萄牙
8. 仅谴责越南——朝鲜
9. 支持中国，谴责越南——民主柬埔寨（亲中政权）
通过这个分类，中国当局很清楚地至少未来 10 应当如何与各国相处，并在改革开放中最大化中国的利益。
另一边，苏联虽然带着小弟们强烈谴责中国，但却从未将武装干涉列入考量范畴。
此举让越南人认清苏联对其真实的态度，在此后不再考虑正面挑战中国地位。
最深层也是最长远的一步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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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惩越战争的目的可以说全部达到。只不过回顾往昔，我们发现邓小平还有一个潜在目的——尽可能地削弱潜在的竞争对手。
众所周知，中国之所以有今天的经济成就，与中国庞大的制造业分不开关系。而中国改革的先驱在广东。
1979 年 3 月，国务院批准将广东省宝安县改为深圳市，1980 年 8 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在深圳市划出 327.5 平方公里试办经济特区。
从此，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历史上最早创立的经济特区，深圳肩负起在这场伟大实践中「先行一步」的历史重任，也开始了她艰巨而光辉的历程。
当时深圳的条件非常差，的确是一穷二白，即便是外资来了，这边水也没有，电也没有，路也没有，宾馆也没有，什么也没有。
这样怎么行，总得搞一些基础设施。第一个难关就是资金问题。广东找中央去要钱，邓小平讲，「中央没有钱，但是可以给政策，你们去杀出一条血路来」。
好在广东的优势便是与香港很近，且文化极为接近。
1978 年，第一位港商来到广东投资办厂，此后一大批港澳台商借助「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纷纷来内地（大陆）投资兴业。港澳台资企业不仅带来了资金、技术、人才，更为内地（大陆）输入了先进的理念和管理经验，成为中国工业改革开放事业的重要参与者和贡献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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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商人的本性是逐利的，想要尽可能多地将港台以及其他外资留在中国，就得想办法削减潜在的竞争对手。
纵观周边国家，与中国条件接近的只有东南亚各国，而越南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又长期被中华文化影响，无疑是其中最有竞争力的一个。
通过系统摧毁越南北部的工业，可以有效地削弱越南的竞争力。
越南本是一个农业国家，工业重心基本上都在北越，中国将当年援建的设施坏破殆尽后，短时间内越南根本无力恢复生产，重工业长期处于瘫痪状态。
与美国的越战结束后，越军曾接收了近 200 亿的军事物资，这也是越南膨胀自大的来源，可是战争是一个烧钱游戏，没有生产力的保障是玩不起的。
面对一片废墟和焦土，短时间内越南无法恢复基础设施。
一方面他们继续与中国进行边境小规模作战，另一方面还与柬埔寨开战，根本无暇发展经济，只能依靠苏联的援助勉力支撑。而当苏联受到阿富汗战争的拖累，自顾不暇，乃至走上解体道路之后，越南马上陷入窘境。
据统计多年战争期间，越南共损失了 100 多万男丁，战后男女比例一度达到 2：5，战后失调的人口比例极大地限制了越南的复原速度，人口增长速度慢，劳动力人口少，加上战争留下的生理、心理双伤的大量残障人士，越南的经济发展缺乏土壤。
加之大量中国华侨华商后裔的逃离，不仅进一步减少了越南的人口，也将华人的生意一并带走，对越南的经济恢复也极其不利。
资料显示，从 1978 年到 1984 年间，越南的国内物价上涨平均每年超过 50%，国民经济大幅度衰退。
到 1985 年，越南的工业产品产量还未恢复到 1978 年的水准，经济下滑给民生带来了严重的困难。
上世纪 90 年代，中国与东盟各国加强沟通往来，构建了跨区域的贸易区，举办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企业与该地区企业也保持着十分密切的贸易往来，进一步加强了中国在整个东盟地区的影响。
反观越南，由于经济的萎靡不振，与东盟各国的联系逐步疏远，影响力持续下滑。一直到千禧年之后，越南都没有完全恢复竞争力，再加上索罗斯引发的东南亚金融风暴，导致中国彻底绑定全球的中低端供应链，成为日后重要的谈判筹码。
而这一切都离不开 1979 年的那一场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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